１９５６年３月２９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发布《关于扫除文盲的决定》。

    　在中国，还有8500多万的文盲，如何让他们从中摆脱出来，对中国政府来说，仍有很多艰巨的工作要做。 

    　中国在发展义务教育方面面临着巨大的挑战。这是“扫盲夜校”学员在甘肃漳县三岔镇中心小学上课。梁强摄

    　2006年5月11日对乡村歌手石占明而言是个命运逆转的日子。

    　那天晚上他在中央电视台举办的十一届青年歌手大赛上，回答知识环节问题的时候误将英国、澳大利亚国旗错说成是中国、日本国旗，从那刻开始石占明就跌落到惊叹、嘲讽、批评、反思的漩涡中。

    　对于现代社会的一国公民而言，国旗理应是其最为熟悉的视觉符号之一，公民对于国旗的认知，应该是条件反射般的熟悉。石占明的误判显然很难发生在城市青年身上，随处可见、触目可及的五星红旗，使每一个都市青年即使没有任何教育作基础，也不会将中国国旗与蓝地缀星的英联邦国旗相混淆。而对于农村，尤其是偏远地区农村的青年而言，极少甚至几乎从不出现在其日常生活中的“五星红旗”，可能只是一项应该具备的“知识”，却不是融入其生活的神圣而熟悉的符号。

    　《北京青年报》评论员张天薇认为在这样的背景下，“羊倌歌手”因高度紧张而不识“五星红旗”，应该引起的是对教育现状的反思和关注，而不是对乡村歌手的一味谴责。“即使石占明真的不认识国旗，他也不应该受到过于严苛指责和诅咒。”对于国旗、国徽、国歌的认知，属于公民教育的基本内容。在此次出人意料的事件中，首先应该反思也应该是教育的失职，而在现在的中国，在教育无法普及的地方，石占明绝对不是唯一的一个。

    　从羊倌到歌手

    　甘肃漳县三岔镇朱家庄村一户村民家的桌子抽屉上贴着“桌”字。该县在扫盲活动中，利用送字上门、学生包教等办法，将一些常用字粘贴到学员家中。梁强摄

    　石占明家祖祖辈辈都居住在山西省左权县下面的一个村庄里，这里是国家级的贫困县，人均年收入还不到1000元。在连水电都无法保障的太行山深处，和村里许多人一样，石占明每天的工作就是上山放羊，下山睡觉，唯一的娱乐就是牧羊的时候对着山川唱民歌。

    　也是这项唯一的娱乐改变了石占明的人生。在2002年左权民歌专场上，石占明原汁原味的山歌让人们记住了这个“跟着羊屁股吼出来的民歌王”，从此石占明就从深山走向了更广阔的舞台。

    　这个舞台让他见到了许多以前不曾知道的东西，但也是这个舞台因为他的无知令他背上沉重的包袱。“我错了！”这是从错答国旗之后石占明说的最多的话。众多网友表示，“作为一个号称的所谓‘歌王’，连中国国旗都不认识，太丢人了。”山西左权县文化局局长石湘涛对于石占明犯的错误也感到很痛心：“太可惜了，这孩子压力太大，在这种场面捅出那么大的娄子，让左权人心痛。”

    　石占明的经历，其实是本届“青歌赛”的大多数原生态歌手的共同背景，他们初中水平甚至更低，说不好普通话，有的还听不懂普通话。记者在左权采访中发现许多原生态歌手家境十分困苦，没有电视、电话、电脑等基本的现代化设施，很多人都没有去过城市，所见所闻几乎只限于生活的山村。

    　中国的经济在飞速发展，以致让人忽视这沉痛的数据：中国文盲数世界第二，2002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数据显示15岁以上人群中竟然还有8500多万人基本上不认识字，这意味着每15个中国人中就有一个是不认识字的。他们不读书、不看报，生活在一个几乎与文字隔绝的世界里，无法享受现代文明的恩泽。

    　教育部指出，中国贫困地区人群，主要分布在边远贫困农村，特别在经济、社会发展比较落后的青藏高原、云贵高原和黄土高原的边区、牧区，在那里普及义务教育十分困难。在那里缺乏报刊读物，以及人口流动增加，部分地区小学未普及等，都增加了贫困人群接受教育的难度。

    　部分贫困地区的孩子仍然因为交不起学杂费而辍学，更多的农村学生由于学费过重放弃了接受高等教育的机会。山西大学相从智教授说：“这些失学学生流散于社会，没有接受过教育，他们没有什么生存的本领，我们真应该为他们设身处地的想想了。”

    　扫盲工作取得一定成绩

    石占明在演唱。

    　由于普及小学教育和扫盲教育的共同发展，中国的扫盲工作取得了一定进展，人口中的文盲数量已由1949年新中国成立时的80%以上降低到2003年的5%以下。尽管如此，中国文盲的绝对数依然高达8500万。

    　据统计，在8500万文盲中，15--50岁的青壮年文盲率1982年为20.56%,1990年为10.38%，1995年为6.14%，目前为4.8%以下，已兑现了中国向全世界宣布2001年青壮年文盲的数量降低到5%以下的目标和承诺。

    　文盲率是当今国际社会衡量一个国家社会进步、经济发展和人民生活水平的重要指标。尽管中国在扫除青壮年文盲方面做得比较好，但是，在剩余的文盲中，90%分布在农村，其中一半分布在西部地区，而且70%是女性，在一些农村，女童的辍学现象依然严重，女性承担着抚养教育子女的重任，母亲的文化水平直接关系着子女的明天，也关系着中华民族的明天，扫除妇女中的文盲仍然是中国扫盲工作中的一大难题。

    　此外，由于种种原因，目前中国每年新增文盲大约50万。由于辍学现象依然存在，全国约200个县尚未普及小学教育，加上人口流动的增加，老文盲未完全扫除，新文盲又不断产生。还有些地区扫盲教育的质量不高，成果难以巩固，从而又导致一部分人复盲。在广大农村贫穷落后地区，因贫困而产生文盲，又由文盲再导致贫困，已经形成恶性循环，直接影响了农村各项事业的发展和农民生活水平的提高。

    　任重道远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负责教育事务的副助理总干事唐虔博士认为，经费是各国扫盲面临的共同问题。一项针对20至30个国家的研究指出，完整的扫盲课程需要400小时。要扫除一个文盲，非洲人均需要47美元，亚洲人均需要30美元，拉丁美洲人均需要61美元，世界平均水平是人均40多美元。

    　据了解，世界各国教育投入占GDP比重在1985年的平均水平是5.2%，发达国家是5.5%，发展中国家是4.5%，而2004年中国财政性教育投入只占2.3%，教育投入不足的现象还在一直延续，即使到今天，中国仍没有达到1993年确定的4%的既定目标。

    　唐虔表示虽然中国在努力提高对教育的投入，但很多时候捐助者忽视了对扫盲的捐助，只有少数双边捐助者和开发银行在捐助时明确涉及到扫盲问题。“政府首先应对成人扫盲积极承担责任，增加预算，将其作为教育部门计划的一部分来提供资金。” 记者从教育了解到，对于扫盲经费的筹集，中国每年将安排一定的扫盲经费，根据各地扫盲项目进展情况进行奖励。地方各级人民政府继续设立扫盲专项经费，用于实施扫盲项目及表彰奖励。

   　 其次扫盲教育工作者地位低下，这也是成人教育计划取得成功的主要障碍。扫盲教师除了报酬很低、缺乏工作安全感外，几乎没有培训机会。即使有培训，往往是使用国家官方语言进行，但扫盲教师工作时则需要使用地方语言。专家呼吁，如果不认真对待扫盲教师及其培训人员的职业发展，建设更知识化社会的进程就会大大受到牵制。

    　根据《中国扫盲教育的成就与展望》，中国制定了大致的扫盲教育发展目标与策略：2015年减少成人文盲人口一半以上，使成人文盲总数降低到4000万人以下。

    　“在发展中国家进行教育普及绝对不是简单的事情，需要几代人的努力。”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教育助理总干事彼德·史密斯表示，中国在发展义务教育方面面临着巨大的挑战，但不同于别的发展中国家的情况是，中国制定了详尽的计划，并在这方面向全世界作出了承诺。

    　正如彼德·史密斯所言，教育需要几代人的努力。现在石占明给我们带来的对教育的反思，但愿能在多年之后划上终结的句号。（谭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