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军兄弟长征中偶遇即永诀

　　路正品出生在四川省通江县一个农户家中。童年的他与母亲和大哥相依为命，过着贫穷的日子。路正品的大哥年长许多，从小对他照顾有加，哥俩感情很好。大哥十七八岁就在地主家做长工，身板壮，种庄稼是一把好手。大哥被地主压榨狠了，打土豪劣绅时第一个就出来革命了。兄弟俩先后参加了红军，但不在一个军团。1935年，在四川和陕西交界处，兄弟俩意外相遇了。

　　“当时两个部队迎面碰上，我听见似乎大哥在叫我的名字，我还以为自己听错了，伸长脖子张望，才看到我大哥在另一个队伍里。‘你要不要钱用啊？’大哥大声问我。我心想兵荒马乱的，有钱都买不到什么，拿钱做什么，于是大声说不要钱，脚下还跟着队伍往前走。这句话回答完就看不到大哥的影子了……”就这样，弟兄俩从此永远失散了。

　　从1933年参加红军离开母亲，一晃30年。1963年，已经在广州工作十年的路正品才第一次动身回到家乡。“家乡太偏僻了，回去一趟不容易啊！我从广州坐火车去武汉，又从武汉到宜昌，又从宜昌坐船到四川万县，最后才从万县回到通江。老母亲已经99岁高龄了，亲戚和乡亲们也没料到我还活着，纷纷挤到我家来看望我。回去呆了三天，家里每天都是满满的客人。”

　　说到这里，路正品的眼眶有些湿润。风烛残年的老母亲终于盼回来了自己的小儿子。那次回去，路正品为她置办了上等柏木寿材。第二年，母亲了无遗憾地离开了人世。

　　红“小鬼”两次挺身挡子弹

　　1933年初，14岁的路正品加入了中国工农红军第四军10师29团，做起了通信员。同年，由于29团被撤销，路正品被调到师政治处，跟着一位姓罗的主任做通信员，差不多相当于主任的警卫员。1933年底，14岁的路正品就为罗主任挡了一颗子弹，负了革命生涯里的第一次伤。

　　“那是在四川的草坝场，我跟着罗主任上前线考察敌情。正在一座山梁上赶路，我忽然听到对面山梁上有枪声，当时就下意识地挺身挡在罗主任前面。一颗子弹从我右脑门上飞擦过去，鲜血立刻就模糊了我的视线……”说着，路正品低下头指指右边头皮，一条食指长的伤疤赫然映入记者眼帘。“还好闪得机敏，所以只是很浅的皮外伤，擦擦鲜血，随便找个布头包包就继续赶路了。”

　　“第二次受伤是在1934年，长征已经走到四川木门县，依然是为了救罗主任。当时战斗非常激烈，我们潜伏在一块梯田里，都半夜12点多了，罗主任刚准备起身动弹动弹，就听到对面有响动，我跳起来，一把将罗主任推开，醒来后才发现自己左腿已经中弹了。这次受伤严重，于是住了段战地医院。后来主任说不能把我扔下，即使是抬，也要把我抬走。于是，我便躺在担架上跟着部队到处转战，一躺就是三个多月。”

　　“1935年底，部队到了宁夏黄河边上，碰上了马帮的骑兵，四面受敌，混战中我的腰上中了枪。政治处主任见我走路不便，就把他的马给我骑。在马背上挺了三天三夜后到了延安，因为伤口流血没有及时上药，雪将衣服和伤口一起冻成了块，揭都揭不下来。”

　　长征记忆绑腿牛皮也煮了吃

　　“1935年，南下攻打成都天泉县，那时候我已经是班长了，领着班里战士过泸定桥。我的腿再次受伤，于是转移到靠近草地的一处医务所里养伤。战事混乱，我们与主要部队失去了联系，直到后来碰上了贺龙带领的红二方面军。贺龙说，我们可以加入他们红二方面军，也可以选择拿了盘缠去追红四方面军。我于是加入了红二方面军，跟着他们继续前进。”

　　“说句老实话，长征真是辛苦啊！”路正品感慨万千地说。他回忆，四周全是雪山，遇到下坡的地方，战士们把枪一抱，坐在雪上一溜滑下去。很多人的手脚上全是冻疮，疼得不行。到了山下，天气暖了，长冻疮的地方又痒得不行。战士们的行囊很简单，除了武器，别在腰上的，就是一个茶缸，一个米袋。茶缸虽小，煮饭、洗脸、烧水可全靠它了。米袋子里的粮食吃完了，就把山里的牦牛赶回来杀了。逮不住牛，就只能吃草根。过草地的时候，红军战士常常挖了野葱野菜吃。到最后，连绑腿的牛皮也煮了后往嘴里塞。到村庄的时候，我们的头发都长长的，脸上身上黑乎乎的，衣服也破得全成了挂在身上的碎条子。一身衣服穿几年，里面全是虱子，一晃就会响。“村里的老百姓都笑话我们还没土匪穿得好。”

　　回忆当年的艰苦卓绝，路正品的语气没有沉重，倒像是在给晚辈们说着一个个有趣的故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