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为毛主席当贴身翻译 　

    考学进北京，要见毛主席——这是那个年代，许多青年朴实无华的愿望。命运对我太眷顾了，1953年，我如愿以偿地考取了北京大学；更想不到的是，几年后我竟然成了毛主席的阿尔巴尼亚语翻译，而且长达15年之久。

    拉家常式的外交

    1957年5月初，作为中国首批派往阿尔巴尼亚的留学生，我从北大转入地拉那大学人文学院学习近3年，后被提前调出任外事翻译，并奉命陪阿尔巴尼亚议会代表团访华。这是我国在高层外交场合首次将阿尔巴尼亚语翻译成汉语。

    1957年5月12日，旭日初升之际，我接到通知：“今天，毛泽东主席要接见阿议会代表团，你任翻译。”听到这一消息，我既欢欣又紧张。

    在中南海丰泽园，一身灰色中山装的毛主席微笑着挥手欢迎客人，并请客人在向阳面坐下。我作为译员被安排在紧靠主席右侧的座位。宾主开始寒暄。其间，毛主席不时注视着我。他发现，译员是陌生的，译员讲的外语也是陌生的。忽然，他转身问道：“你说的是什么外国话呀？”显然，这位常会见外宾，对于俄语、英语乃至法语比较熟悉的开国领袖，对我讲的“新鲜语言”发生了兴趣。我答道：“主席，我讲的是阿尔巴尼亚语。”主席又好奇地问：“你的阿语是在哪里学的？”我指着位于上座的阿尔巴尼亚人民议会主席、阿议会代表团团长马尔科，再次报告：“我是在他们国家学的。”毛主席听后很高兴，郑重地向马尔科说：“谢谢你们为我们培养了人才。”毛主席这番话，暗含着中国党和国家主席对一个只有百余万人口的小国的尊重。马尔科当即激动地说，他们珍视毛主席的这句话，将立即汇报给阿最高领导人。

    主席帮我解围

    20世纪60年代，中阿关系不断升温，我为毛主席作翻译的任务随之增多。在“文革”高潮年代，我几乎每月都能见到主席。给毛主席当翻译，有难亦有易。最初碰到的“难”是“自找”的——因为在伟人面前感到紧张，导致“肚里有，嘴里倒不出”。另一“难”是，毛主席谈话严谨，有时会引经据典，译起来不容易。

    毛主席曾两次帮我解决难题。1957年，毛主席接见阿尔巴尼亚议会代表团时说，殖民地人民要敢于打倒新老殖民主义，就像孙悟空大闹天宫，不在乎玉皇大帝。听到这段话，我愣了一下，不知如何翻译才好。我对主席说，翻译“孙悟空”，我没有把握。毛主席微笑着为我做了一个注脚：“你就说孙悟空是中国神话里的猴王，足智多谋、力大无比，玉帝及其派去镇压的天兵天将对他亦无可奈何。”就这样，主席帮我解了围。

    又有一次，是在20世纪60年代中期，毛主席在会见阿尔巴尼亚客人时，引用了“海内存知己，天涯若比邻”的诗句，以形容两国关系。这次，我不是不会译，而是要争取译好。大概停顿了30秒，我才译出。在场的阿国客人听完后，顿时眉飞色舞，现场气氛异常热烈。见此情景，主席好奇地看着我。我说：“因为您引用的是两句脍炙人口的唐诗，我不敢只把意思译出来，而是花了一点时间，用了诗的韵味，效果似乎不错。”对此，主席微笑着点头认可。迄今，我还记得那几十秒的情形：主席没有催促我，而是擦一根火柴，点燃一支香烟，静静地等我。

    即席祝酒一语双关

    1962年6月，阿尔巴尼亚劳动党的卡博、阿利雅耗时3周，秘密来到中国。在北京，双方就国际共运的重要问题进行会谈，取得了大量共识，但也产生了某些分歧。卡博等闷闷不乐。在他们离华前，毛主席主持了一次朴实无华的午宴。我在首桌作翻译。

    这次宴请颇有特色：各种食品一次性地端上桌，毛主席面前还放了小辣椒等4个小盘。一切就绪后，毛主席举杯祝酒。我至今还记得主席当时的话：“欢迎同志们！今天请大家一道吃饭。我们餐桌上有这么多的菜，同时我这里还有小辣椒等小盘食品。同志们要是不怕辣，也可以尝一尝。大盘大碗里的是我们共同的食品，4个小盘则不同于它们。这就是说，我们这里既有大同，这是主要的，也有小异啊。我们共产党人如果不善于求同存异，怎么可以团结广大群众进行革命事业呢？”

    显然，主席以缓和的口气讲出的这番话，是指中阿两党在一些问题上存有分歧，但可以求同存异，希望阿方不必介意。卡博听后顿感轻松。 （范承祚/中国原驻阿尔巴尼亚大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