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江健三郎不断被“宽容”感动(快报记者泱波/摄)
我要把中国人的宽容带回日本
从张艺谋到莫言,从王蒙到余华,中国的文化名人,他差不多都谋过面,他甚至夸莫言是诺贝尔文学奖的“候补”。但此次来华,日本著名作家、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大江健三郎的目的不是见这些名人,他要见的,是南京大屠杀的幸存者们,尤其是刚打赢官司不久的夏淑琴老人!
昨天,大江一改前日的沉默,和南京研究大屠杀这段历史的学者们侃侃而谈。老人已经71岁,疾病缠身,加上旅途劳累,旧病复发了。但这场座谈,老人还是坚持来了,而且一聊就是两个多小时。
回国后,大江健三郎将于10月的第二个星期二起,在日本《朝日新闻》上发表连载,写出自己的中国之行。
30万尸骸数字绝未夸大
江苏省社科院教授孙宅魏教授激动地说,国内学者关于大屠杀的研究成果显著,不仅成立了专门的研究机构,还出版了《南京大屠杀史料集》,调查了一批大屠杀幸存者。“20多年前,我们调查发现幸存者有1700多人,但如今很多人已故;今年我们重新调查,在城郊又发现了一批幸存者。现在,幸存者大约还有1000多人。”
“1000多”,大江轻轻地在笔记本上记录下来。看到老人这么认真,孙宅魏打开话匣子:“我通过尸体掩埋方式统计出了当时遇难的人数。”孙宅魏说,当时,掩埋尸体有4个渠道:一是有8家慈善机构一共掩埋了19.8万具尸体;二是市民们自发掩埋,当时主要有4队市民,自发掩埋了4.2万具尸体;三是当时的伪政府派工人掩埋了1.6万具尸体;还有一种,就是日军直接把尸体抛入长江或者烧埋,共15万具。“如果简单加起来,死亡人数共有40万左右,但其中有交叉重复掩埋的。除去重复的数量,30多万人数一点都不少。南京大屠杀是中国人民的奇耻大辱,没有必要夸大数字,但事实必须得到尊重。”
孙教授数据翔实的演说,让大江感动。他说:“孙先生的研究非常具体,随着您的研究,肯定会有更多真相公布于众。
日本士兵也是“普通”人
江苏省社科院王卫星教授的研究对象是日本军队,探究原本是平民的日本军人为何人性扭曲,犯下累累暴行。他说,已经收集到了大量日本官兵日记、回忆录以及他们占领南京后写回日本的信……大量的史料表明,大屠杀确实是事实。
王卫星话锋一转,说:“我一直在考虑一个问题:在日本的时候,很多日本官兵都是工人、农民、学生、教师,都是普通人。但一到中国,人性就发生了变化,他们在放火、杀人。这些善良的人为何一到南京,就会变得如此残暴?!战争结束后,回到日本,他们又回复平常人的心态,又变得善良了……”
王卫星的话,引起了大江的共鸣,他说:“这些加害者本来都是普通的国民,是什么让他们成了残暴的人?他们回到日本后,又成了普通的人,这又是为什么?这些都是我们要思考的。”
大江回应:“这些加害者本来都是普通的国民,是什么让他们成了残暴的人?他们回到日本后,又成了普通的人,这又是为什么?这些都是我们要思考的。”
研究人性是为了“宽容”
“宽容”,是昨天座谈会上用得最多的一个词语。
记者发现,每次听到“宽容”一词,大江健三郎都会微笑一下。
南京大学的张生教授说,大屠杀期间,20多位西方人士救下了20多万难民和已经放下枪支的中国军人。“人的生命是最珍贵的东西。任何情况下,人道主义和人性的焕发都具有其不可替代性。”而研究东京审判的杨夏鸣教授则提出一个观点:没有国际正义就没有持久的国际和平。南师大的张连红教授认为,研究南京大屠杀,并不是要煽动狭隘的民族主义和复仇情绪,而是要帮助人们认识历史珍视和平,让这样的惨剧不再发生。
教授们的心声让大江陷入沉思。良久,他说:“各位的发言,我很感动。我回到日本,要把这种宽容告诉日本年轻人。”大江表示,加害方只有认识到自己当年的残暴、侵略和罪行,才能以史为鉴,避免悲剧再次发生。
大江回应:“我回到日本,要把这种宽容告诉日本年轻人。如果加害者们不反思,就达不到宽容所期待的目的。”
要把南京之行写出来
大江曾访问过广岛原子弹爆炸和冲绳决战的幸存者,他把这些写在他的《广岛札记》里。他说,广岛现在还有存活的受害者,光辐射带给他们的苦难难以形容,但是他们中的很多人超越了个人苦难,参加反战和祈求和平的活动,祈求普世的和平和宽容。他们唤醒自己也唤醒民众,反省战争责任,使右翼分子的民粹主义和复仇主义受到约束。
“南京大屠杀、广岛原子弹、冲绳大决战还有奥斯维辛这样的灾难使我们反思和祈求和平,而不是复仇。再过二三十年,这个世界对和平的理解将会更加深刻,更加宽容。那时候,如果再开一个以‘和平’为主题的大会,如果我还健在,我一定以一个主张和平的老人的身份来参加。”据悉,大江健三郎回国后,将于10月的第二个星期二起,在日本《朝日新闻》上发表连载,写出自己的中国之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