知识型失业凸显我国产业结构缺陷

　　近些年来，高知识群体失业问题引起了全社会的广泛关注，更引起了新一轮“读书无用论”思潮的再度泛滥。在“科教兴国”、建设创新型国家的大背景下，高知识群体失业现象就显得尤为引人瞩目。

　　从国际经验来看，高知识群体失业的情况在各国几乎都程度不同地存在。而在发展中国家的工业化过程中尤为明显。比如，在上世纪50年代初，印度的大学毕业生失业总数为2万人左右，占全部失业人数的12%，70年代达到120万人,占失业人数的20%左右，80年代大学毕业生失业人数却多达150多万人。

　　我国的高知识群体失业现象主要出现在上世纪90年代中后期。据统计，我国高校毕业生就业率在1996至2005年期间分别为93.7%、97.1%、76.8%、79.3%、82.0%、90.0%、80.0%、70%、73%和72.6%，总体呈下降趋势。

　　毫无疑问，高知识群体失业现象的存在，反映了劳动力市场存在着较大的缺陷。造成知识型失业的原因有很多，但经济转型过程中产业结构调整的滞后是其中的主因。也就是说，面对高校扩招浪潮和归国人员日益增多的冲击，相对落后的产业结构呈现出很大程度的不适应，无法吸收由于劳动力知识水平和学历层次突然猛增所带来的压力。

　　一方面，从三次产业结构来看，我国的第三产业发展缓慢，经济重型化倾向严重，这不仅制约了普通劳动力的就业容量，也压制了对知识劳动者的吸纳能力。因为，在第三产业中，包含有许多适合知识劳动者的行业如金融服务、法律咨询、信息咨询、保险证券、计算机和网络服务等等。

　　目前，我国的第三产业虽有很大的发展，但和发达国家相比，依然较为落后。从第三产业增加值占整个国民生产总值的比例看，2002年、2003年、2004年分别为34.3%、33.4%和31.9%，2005年有所提高，达40.3%，而发达国家这一比例在70%左右。

　　从就业吸纳能力来讲，第三产业要比其他产业强得多。据统计，每投资100万元可提供的就业岗位，重工业是400个，轻工业是700个，第三产业是1000个。令人担心的是，就在我国第三产业发展缓慢的同时，经济重型化的问题却日益突出。过度的重工业化不仅对投资和资源造成了庞大的需求，也是造成经济快速增长而就业能力下降“悖论”的重要原因。

　　另一方面，产业结构的地区分布失衡，削弱了其对知识劳动者的就业分流能力。在我国，越是经济发达的地区，其产业结构就越合理；反之，越是落后地区，其产业结构就越落后。比如，在我国经济发达的地区，2004年北京的三次产业结构比重分别为2.4%、37.6%和60%，上海分别为1.3%、50.8%和47.9%，西部落后省份如贵州的这三项指标分别为21%、44.9%和34.1%。

　　具体以知识密集型的信息产业为例，据统计，2005年我国东部地区网民普及率达13.0%，高出国内平均普及率8.5%的4.5个百分点；而我国西部地区网民普及率仅有6.0%，低于国内平均普及率8.5%的2.5个百分点。

　　此外，再加上劳动力市场流动的重重障碍，结果是知识劳动者只能大量聚集在中心城市和东部发达地区，从而形成了中心城市和东部地区知识失业现象日益严重和广大西部和农村地区严重缺乏知识劳动者并存的现象。

　　由此看来，要解决我国现阶段出现的知识失业问题，必须在产业结构调整上花大力气。一是大力发展第三产业，尽快遏制国民经济重型化的倾向；二是加快地区产业结构调整的步伐，缩小产业结构的地区差异；三是大力提高产业发展的科技含量和技术水平。只有这样，才能实现消除知识失业和产业结构优化的双重目标。

　　●近两年，我国的劳动力市场却出现了一种前所未有的奇怪现象，就是过去从来都认为不可能失业的高学历高知识群体开始加入失业队伍，而且呈逐年扩大的趋势。其中，最为典型、也是目前社会上最为关注的就是大学生失业问题。如果这样一些人也流入失业行列，那将是消受不起的巨大浪费。我们还没有奢侈到这样的地步。

　　●造成我国高知识人群失业的主要原因包括：首先，劳动力市场的制度性分割，阻碍了劳动力的自由流动，造成了奇特的失业现象。其次，由于户口、社会保障、生活条件等因素，学生大量积压在大中城市和东部沿海地区，导致了高知识群体的局部性过剩。再次，现行较为落后的产业结构难以承受由于高考扩招、留学人员大量回归等带来的劳动力结构猛然升级而形成的短期压力。用劳动经济学的术语来说，这就是典型的“结构性失业”。

　　●高知识群体的失业不仅是教育资源的极大虚耗，而且是家庭和社会资金的巨大浪费。高知识群体失业的大量涌现，必然削弱我国经济发展的长期动力，降低经济增长的质量与效益。高知识群体失业对抑制消费的影响也是显而易见的。一是限制了中等收入阶层的进一步扩大。二是高知识群体失业也导致受过高等教育的劳动者实际或预期收入水平的降低，削弱了他们的消费能力。

　　-看点

　　在我国社会总体上刚刚迈入小康阶段的时候，在全社会正需要知识型、创新型人材提升社会经济整体质量的时候，在受过良好教育、有一定物质基础与财富积累的中产阶层有待进一步扩大的时候，我们的失业人群中却过早地出现了高学历人士的身影。这是为什么？出现这种状况有什么后遗症？这是我们此次对话想要探讨的问题。然而，这是一次没有结束语的对话。因为有很多问题我们还来不及深入探讨下去。

　　比如，从1998年起，我国普通高校招生人数的增长率一直以比GDP增长率高出近一倍的速度在高速增长。特别是1999年和2000年的扩招，更是拉出了两根翻5到4倍的长阳线来。为什么要扩招，当时的扩招政策是基于怎样一种判断，有没有考虑过综合经济长远效益问题，考虑过教育的投入与产出问题。

　　还有，学校在课程建设乃至人材培养方面，有没有做过深入细致的调查？有没有对我国的产业动向做至少5到10年以上的预测分析？而管理部门有没有做过跨部门的研究？从宏观的角度看，我们整个社会的人力资源配置，有没有一个切合消费升级与产业变革趋势的总体规划？所有这一切，都是导致我们社会过早出现知识型失业的原因之一。

　　知识型失业在许多国家工业化进程中，都曾有过不同程度的表现。这其实并不奇怪。因为在经济快速发展时，经济结构的调整与文化教育之间往往会出现一定程度的滞后或超前，这就难免要出现一定程度的高学历人群失业现象，但这种现象往往很快就会消失。因为高知识型人材通常自己会做出适应性调节。但在我国，这个问题这么快就显露出来了，似乎太早了点。因为从总体上看，我们的经济还没有发育到那种程度，我们还不能承受那么奢侈的浪费。怎么办呢？方方面面是否也想一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