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不到的挑战

　　中国人正在面临新的婚姻困境，这不仅仅是一部分新闻所鼓吹的所谓丁克、同性婚姻、或者80后的婚姻困难，这些只是中国婚姻困境中的一小部分。更多的困境存在于社会的根部，因为已经逐渐变成一种常态而使人麻木。

　　日渐变老的父母辈正在面临婚姻困境，许多婚姻方面的专家都特地提到他们，“70岁以上的老人是我们这个时代被干涉婚姻自由最多的一代人，只是一般人不知道”。

　　许多老人再婚的目的在于养老，而中国子女普遍对此会进行干预，这一方面是出于财产继承问题的考虑，另一方面则是另一种独特的文化，“如果是母亲再婚，许多人会觉得没有面子。”夏吟兰说。第三个原因，则是养老的考虑，唯恐增加负担成为许多人考虑的一个重要因素。

　　唯恐让子女丢脸的许多老人选择了一种当下流行的方式：同居。他们的子女很少会到他们的住处，因此，这种偷偷摸摸的关系成了老年人的一种实用办法，而许多年轻人对此一无所知。在步入老龄化社会的中国，老年人所占的人口比重将越来越高，这种情况要维持到现在年富力强的一代人老去为止，因此，在可见的几十年之内，这都是中国人面临的一大婚姻困境。

　　另一个面临婚姻现实困境的广大群体来自城市边缘人农民工，由于在城市缺乏起码的住房条件和子女就学条件，一个农民工的家庭通常分居三处，子女在农村由爷爷辈照看，丈夫和妻子即使在同一个城市工作，也很少有人能租得起房子住在一起。这是上亿中国人要维持很长时间的生活状态，这种状态对夫妻关系和子女的教育问题都带来极大的隐患。农民工面临的另一种状况是文化的割裂，他们的生活圈子，既不属于城市，又不属于乡村，属于从身份到内心都待定的一群人。

　　婚恋：以法律之名

　　-顺次：第一次婚姻革命

　　-标志：1950年颁布的《婚姻法》

　　-时间：1950年，影响至今

　　2006年9月，适逢毛泽东逝世30周年纪念日，毛主席纪念堂前排了长队。队伍里有一位60岁的妇女，她试图向不大耐烦的孩子解释，为什么他们这一代人对毛泽东有着特殊的好感：“我想，如果没有毛泽东，中国的妇女解放也会发生，但可能不会那么快来。那样的话，我这辈子可能就赶不上念书识字、自主婚姻。这样的话，我们可能也就没有能力抚养你们、供你们上学。”

　　对于那些有着切身经历的妇女来说，那是一件轰轰烈烈的彻底改变她们人生的大事情。作为新中国成立后所颁布实施的第一部大法，1950年颁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的实施对于中国社会的变革起到了颠覆性的作用。它第一次用法律的形式确定了中国婚姻的基本模式，它以法律的形式将中国式婚姻稳固在男女婚姻自由、一夫一妻、男女平等、保护妇女和子女合法权益的新的婚姻家庭制度上。人们被动员起来，宣传队深入到每一条街道和每一个乡村，进入每一个家庭，讲解《婚姻法》的要旨，并告诉广大妇女，她们自由了。

　　“中国共产党是革命的党，一半的中国妇女还没有解放，这个国家怎么能叫做解放了呢？”《婚姻与家庭》杂志社社长兼总编，中国婚姻家庭研究会秘书长樊爱国说，她和许多有着同样经历的女性认为，《婚姻法》是一部解放中国妇女的法律。

　　“《婚姻法》成为新中国颁布的第一部基本法，这并不是偶然的，”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教授、中国婚姻家庭研究会副会长杨大文说，“一方面是出于建国以后改革婚姻家庭制度的客观需要；另一方面也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革命政权早在革命根据地就开始进行婚姻家庭的法制建设，在这方面积累了一定的经验。”

　　周秦以来，中国实行的是封建主义的婚姻家庭制度，调整婚姻家庭关系以“礼”为主、以“律”为辅。“这种旧的婚姻家庭制度以包办、强迫婚姻、男尊女卑、家长专制、漠视子女的权益等为特征。”杨大文说。

　　20世纪初，中国开始了婚姻法近代化的尝试。从清朝末年制定的《大清民律草案》一直到民国时于1930年12月通过的《中华民国民法亲属编》，均企图以法律来取代传统的婚姻家庭制度。在民国时期，上海出现了对西式婚姻的引进尝试。由市长主持的第一起中国集体婚姻，以及中国第一个征婚启事均出现在上海。同时，政府提出提倡一夫一妻制，但在不彻底的思想引导下，很难革除旧的婚姻制度之陋习，中国式婚姻仍然处在延续数千年的形式之下。

　　中国共产党以其革命意识对中国婚姻制度也进行了革命尝试。1931年底，在江西瑞金通过了《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婚姻条例》，当时毛泽东担任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执行委员会主席。这个法律的颁行是毛泽东签署的。它距离国民党政府的《民法亲属编》施行不过半年左右。“这说明1950年婚姻法有一定的历史渊源，不仅是出于婚姻家庭制度改革的需要，而且过去中国共产党已有这方面的经验。”杨大文说。

　　1950年《婚姻法》的立法宗旨主要是废除封建主义的婚姻家庭制度，实行新民主主义的婚姻家庭制度。1950年《婚姻法》颁行以后，当时全国开展了贯彻《婚姻法》运动，并且把1953年3月作为全国贯彻《婚姻法》运动月。运动的主要内容是废除封建主义婚姻家庭制度，废除包办、强迫婚姻、男尊女卑，破除家长专制、漠视子女利益的旧制度，实行男女婚姻自由、一夫一妻、男女平等、保护妇女和子女合法权益的新的婚姻家庭制度。

　　“那时刚解放，百业待兴，社会有很宽泛的就业面，工厂、街道，公私合营，都给妇女提供了广泛的就业途径。”全国妇联妇女研究所前所长陶春芳说，“解放妇女是革命的事业，谁都不敢反对。”

　　“直到今天，中国的女权运动都是走在世界前列的。”樊爱国说，“西方国家的女权运动也未必有我们这样彻底。”

　　一生误尽：84岁离婚

　　一位84岁的老人，创下了中国离婚案的最高年龄纪录,也造就了一个中国婚姻的非典型个案

　　她目前还没有离成婚。

　　“不离了，我死了也觉得不清爽，不甘心哪。”在天津的一家平房式养老院里，年迈体衰的纪爽厚说。

　　她的祖上大大有名，就是那位乾隆年间的大才子纪晓岚，这份祖上的荣耀并没有在纪爽厚心里留下什么特别的印象。能区别于普通的同龄女子的是，她接受了多年的教育，在她的老家河北文安县一直念到高中毕业。

　　纪爽厚生于1921年，与她同龄的女子，大都在十五六岁就嫁人了，但纪爽厚到了20岁还没有嫁掉。

　　“那时候不太平啊，日本人占据了县城，年年都是战乱。”纪爽厚说。为了解决自己的出路问题，有一个相对安定的生活，她于1945年，也就是日本投降那一年，来到北京，做了一名小学教师，她热爱这份工作，一直在同一所小学教书到退休。

　　在家乡就已经耽搁了不少青春年华，来到北京后，她的亲戚朋友同事纷纷给她介绍对象，但另一种情况让她觉得不安：“那时候，有不少进城的人，他们在家乡已经有了一个老婆，但是隐瞒着，在城里另外再找一个老婆，这种情况相当普遍。”

　　直到1957年，纪爽厚的母亲做主，给他说定一门亲事，对方姓田，和纪家一样也算是世家。田先生已经是二婚了，但是因为纪爽厚耽搁的时日已经太多，纪家也就没有计较了。

　　“我姑姑的婚姻就这么一直凑合着，她是那种现在难得一见的旧式婚姻。在别人的家里，她什么事情都不能做主，就是伺候别人的。”纪爽厚的侄女纪传军说。

　　婚后，纪爽厚知道了田先生的脾气不好，而且不能生育。很快她也找到了逃避的方法，一旦在家里受了气，就搬到学校的宿舍里住，直到退休。学校成了她的避风港，“学校里的每个人都对我好，不像外面的世界那么复杂”。

　　在漫长的40年婚姻里，纪爽厚从来没有想过离婚。“工作的时候，你要注意对孩子们的影响啊，女同志离婚，在单位上影响多不好。”

　　在暮年的时候，一件偶发的事故成了纪爽厚离婚的导火索。2004年，她在家里严重跌伤了，对于她这样年纪的人来说，这样的伤病很难痊愈，而且治起来相当费钱。“花了五六万元钱后，他就嫌我了，说我活着费钱。”

　　在跌伤住院几个月后，纪爽厚有一次发现工资本上的钱数变多了，怕单位发错了，去银行查账。银行的工作人员告诉她，她输入的密码不对，纪爽厚傻眼了。

　　“以前我们工作的时候，我挣得一直比他多，工资收入都给他管，所有家务活都是我做，他觉得我还有用处，现在生活不能自理了，就没用了。”纪爽厚说。

　　“她现在要求离婚，不能算是真正觉悟，只能说是为了争个生存权。”纪传军说。从老人病重后，现在是她和几个姐妹在联合照顾姑姑。

　　纪爽厚于2005年提出离婚，先后开庭4次，法院作出若干判决，第一次判决，因为纪爽厚拿不出结婚证，因此，法院认为，不能证明她和当事人有婚姻关系。“证件都在他手里，他就是怕我分割财产，故意不给法院。”

　　当有了街道办出示的户籍证明后，法院认为，不能判定他们夫妻感情破裂。“法院这是歧视老年人离婚，法官曾经当着我的面说，都这么大年纪了，还离什么婚。”纪传军说。

　　官司打到上一级法院。法院决定让两位老人回到一起看看是否还能复合。2006年4月，纪爽厚回到家里后，她同意在撤诉书上签名，并写下一份放弃财产分割的家庭协议。20天过后，她又回到了养老院，她所签署的撤诉书让她失去了上诉离婚的权利。“但是那不是我本意啊，那是别人非得让我签的呀。我还是想离婚，还有办法不？”她很焦急地问她的侄女。

　　根据法律的规定，纪爽厚还能提起申诉，但她面临的现实问题是，从天津到北京，她的体力已经无法胜任这样一趟旅行，以及如此复杂的程序。关于她的离婚，还是一个现实性难题。

　　请问，对方是什么出身？

　　当政治成为婚姻的度量衡，婚姻往往沦落为政治的附庸和筹码

　　-顺次：第二次婚姻革命

　　-标志：三反五反，文化大革命等运动

　　-时间：20世纪50年代中期至70年代中期

　　革命的来临并没有披着节日的盛装，倒像个风尘仆仆的士兵，或者像个外科医生，翻耕了几千年来发霉的生活习惯的底层”。巴乌斯托斯基的这段话，成为许多人的上世纪跨越50～60~70三个年代的记忆。以革命的名义，人们不断地按照要求对自己的生活进行革命的翻耕，政治运动纷至沓来。在《婚姻法》之外，中国人对于婚姻有了一个新的度量：讲政治。在婚姻登记制度外，又多了一个政治审查制度。

　　不同时代的政治有它自己独特的度量衡，在1953年，如果你家里还有女性没有出去工作，那说明你就是守旧的，不革命的。到了1956年，如果你还有属于私人的生产资料，没有入高级社，那你也是腐朽的、不求进步的。每一个人都必须证明他是革命的，否则，他将失去就业、结婚、居住等基本权利。政治颠覆了《婚姻法》中“婚姻自由”的基本条款，成为人们在某一特殊时期所考虑的第一要素。在今天看来，这是荒诞和不可理解的。

　　“从解放以后，我们的婚姻生活是与政治上的发展相结合的。为什么那么多人强调讲政治呢？因为当时的政治包含着品格，政治和品格是一致的。”全国妇联妇女研究所前所长、研究员陶春芳说，“因此，当你选择了一个政治上有保障的人，就几乎可以肯定他的品格也有保障。一个政治先进的人，意味着具有工作上进、品德高尚、热心助人等优良品性，这是组织给你鉴定过的。”

　　但是，随着政治运动日益走向疯狂，这种对婚姻的政治审查日益变味。在政治高度介入生活的年代里，每一个人的档案第一页都必须填上“家庭成分”，出身的“高低”成为验证你是否可靠的重要标准，这一栏一直延续到上世纪80年代才开始失去意义。

　　“文革对于婚姻的摧残，可以分为两方面，一方面是在政治运动中，夫妻可能被分为敌对的两派；另一方面是下放劳改中，如果夫妻不在一个单位，很可能被派到不同的地区，人为造成大量夫妻的两地分居和子女教育的荒废。找对象必须看出身，出身不好的青年终身都受影响。”陶春芳说。

　　你不是我们的同志，就是我们的敌人，当这种敌我关系被引用到婚姻家庭生活中，夫妻父子至亲之间可能一夜反目成为阶级敌人，政治运动的风潮导致人与人之间的彻底提防和不信任，导致了许多夫妻的反目成仇和家庭破裂。“事实上，婚姻在那个年代已经是一个很小的问题了，几乎可以忽略不计。”《婚姻与家庭》杂志社社长兼总编、中国婚姻家庭研究会秘书长樊爱国说。

　　政治运动对婚姻生活的畸形影响，余音一直到70年代末期。在1978年要求重新修订《婚姻法》的各种提案上，许多人大代表提出，这是拨乱反正、让中国恢复正常的婚姻家庭生活的需要。当时间进入80年代，中国人用了很长时间来凭吊那逝去的青春、亲情和爱情，一时间“伤痕文学”风行。而仅仅过去20年，但今天的年青一代看起来已经近乎荒诞。

　　1951年的包办事件

　　以革命的名义，8000个上了天山的湘女的人生大事成了共和国的包办事件

　　这是中国婚姻史中隐秘的一页，它未见记载于任何正史之中，仅有的非正式记载往往语焉不详，读起来更像一个民间传说。

　　1949年底，新疆和平解放后，共和国的决策者们命令驻疆20万官兵垦荒屯田，扎根新疆，以达到长治久安的战略目的。但在地广人稀的边疆，20万驻军的婚姻问题难以得到解决。从1949年到1954年，新疆军区以“建设边疆”的口号，从湖南、山东、四川等地征召了4万多名女兵入伍，在征兵的时候，隐瞒了征召女兵的目的。在入伍后，女兵们不仅要面临恶劣的自然条件，从一穷二白中开创出一个能够适宜人的生存环境，还很快面临着组织包办婚姻的难题。

　　军旅作家卢一萍用了5年的时间，走访了上百位健在的湘女，并尽量保持了原叙述者的话语，最终写成《八千湘女上天山》，而对照虚构的作品与真实的人生，你会发现真实的人生总是充满无奈的波澜不兴。

　　一段被忽略的历史

　　“在过去，我们总是听说，她们怀着建设新疆的热情来到这边土地，扎根新疆，奉献了一生。但是关于女兵的历史，在新疆军区的史志上没有记载，在我所搜集到的师、团史志中，大多只有‘某某年，多少名湖南女兵到我师’这样一句话的记载。关于招收湘女到新疆的目的，没有任何记录。”卢一萍说。

　　关于湘女的这段经历，从90年代初期就偶尔有作品涉及，但关于他们的感情婚姻经历被回避了，似乎这是历史“难为情”的一章。

　　而在当时，这是部队里的热门话题，各兵团首长在谈话时，都要谈到积极解决战士们的婚姻问题。当时担任二军政委的王恩茂，1950年在二军政治工作会议上的重要讲话中，有这么一段：“关于婚姻问题，彭(德怀)司令员说从口里动员女同志到新疆来，并且在西安、兰州、酒泉、哈密设站。家里有老婆的，可以送到西安；家里订了婚的可以送来；家里既没有结婚又没有订婚的，你家里父母亲戚能给你订一个也可以送来……一方面组织上帮助想办法，一方面是自己想办法。”

　　当时的新疆20万驻军，除了师以上干部多数已婚外，其他干部和战士，除了个别在入伍前在家乡结了婚外，绝大多数尚未婚配，而且年龄已经到了20多将近30岁，这在当时是很大的年龄了。

　　为了“批量”地解决官兵的婚姻问题，当时的军区司令王震于1950年初秋，亲自给湖南省委书记黄克诚、湖南省政府主席王首道写信，请他们大力协助。王首道、黄克诚对新疆军区招聘团的工作给予了大力支持，把营盘街的一栋楼拨出来，作招聘团办事处，还在《新湖南报》上不断刊登消息报道，动员女青年参军。因为报上说到新疆后可以进俄文学校、可以当纺织女工、当拖拉机手，而没有提“婚配”的事，而且在招兵条件里写着“家庭条件不限”，对一些家庭成分高的女青年来说有较大的吸引力，她们普遍把这看作参加革命、融入新生活的一个途径。从1951年开始招收到的十多批湖南女兵，多数都是有文化的湖南妹子。

　　除此之外，王震还向陈毅伸手要了战争时期留下来的2000人女兵队伍，并指示到山东老区去征兵，把一些战争时期失去丈夫的寡妇也征召入伍。除此之外，还在上海征召了900多名改造过的妓女入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