媒体纷纷报道的334个铅中毒的徽县孩子中，血铅含量最高的是14个月大的白旭，达619微克/升，属于重度中毒。只有一点大的他显然不知道这些悲惨的故事，母亲说他脾气不好，“爱咬人”，到现在还不会走路，但是此刻病床上的他正对人咧着嘴笑，7岁的牙掉了就长不起来的姐姐在旁边逗他——他们俩是300多名病孩子中的幸运儿，因为只有最早来医院检测的，血铅含量超过350微克/升的11个孩子留在了西京医院儿科病房治疗，白旭和他姐姐都在其中——他们微笑的画面让人难以忍受。

　　父亲白志强是“案发源头”冶炼厂的临时工，只在那里工作了9个月，医生说铅有80%是通过呼吸道进入体内的，而村庄里的饮食显然受了铅污染，他却茫然地一直向所有人解释:“我回家都是先洗手的。”更焦虑的是，14个月的白旭已经被查出了心脏病，需要花几万元动手术，这病究竟和血铅含量过高有没有关系，谁都说不准确，即使是他最信任的西京医院的儿科大夫也含糊其辞，他急着要和县政府交涉。

　　成胜权，第四军医大学直属西京医院儿科副主任，在整个徽县铅中毒事件中，他的位置非常重要。是他，首先确定了徽县水阳乡的大量孩子的中毒来自于旁边的冶炼厂，也是他，在数个专家被乡民赶走后，前两天从西安到甘肃徽县的水阳乡里做了讲座——他是村民们唯一相信的专家。“他是西安来的大夫，不会骗我们。”徽县的1000多个听讲座的人这么说。

　　具有专业人士外表的他摇头苦笑自己的处境：“当时也就是偶然确诊的，可能是我们军队医院的传统，比较认真吧。”今年3月，水田乡的孩子周浩被电击中手臂后来西京医院治疗，在调查以往病史的时候，家长说5岁的孩子总是肚子疼，结果查到了远高于国家标准的血铅含量，属于中度中毒，“一般说起来是城市的孩子会高一些，因为汽车尾气排放的缘故”。可是农村非常稀少，当了解到离他们家只有几百米有家铅锌冶炼厂的时候，“基本上就确诊了”。

　　周浩治疗结束回家，陆续有甘肃口音的村民挤满了西京医院的儿科急诊室，全部是徽县的水阳乡农民。可是，成胜权和整个医院的医生开始不愿意继续触及这个问题，他们总是说:医院限于能力已经不能再接收孩子了，成人铅中毒的情况他们不了解。新来的孩子们不得不转到别的医院检测。谁都不知道他们受到了何种压力。

　　整个事件最让人惊奇之处，在于这并不是一次突发事件，从1995年徽县有色金属冶炼厂建厂以来，就开始污染周围的环境，11年来当地的农民一直在为庄稼坚持向工厂索取微小的赔偿，直到当大批孩子中毒的消息传出来后，这一可怕的工厂才全国闻名。耳熟能详的“地方保护主义”并不能准确地解释这家工厂一直挺立的原因，当地的权力结构也许是更好的解释，作为甘肃省排名第48位的洛坝集团企业，徽县有色金属冶炼厂的大老板的奔驰车要明显好过徽县领导们的汽车，这也许是他们真实地位的象征。

　　在这样的权力布局下，徽县的铅中毒者开始不再相信当地的一切有关人士。他们寻找外地的医院治疗，他们驱逐县里派来的专家，他们制止县政府开的拍卖工厂财产的会议，整个徽县弥漫着不信任的空气。

　　漫长的10年铅中毒:从黄豆到孩子

　　大多数村民，是在8月初从贴在村里各处的复印文件上知道，和他们近在咫尺的冶炼厂可能造成了村民的集体铅中毒。一共是5张纸，一张是11个村民在西京医院的化验报告，另外4张全是从一本儿童医学书里复印下来的儿童铅中毒的标准和症状。细节看不明白，但是中毒后智力下降和身高不足的症状，正好和家家户户的孩子对上号，当时张贴者显然还顾不上搜集大人铅中毒的材料，“刚看见的时候，人人心里都咣当一声响”。当时还正为黄豆中毒找工厂交涉未果的村民们，心里更像着火一样。

　　后来召集了许多农民去厂里要个说法的张鹏伟说:“还真不知道是谁贴的。”村民们不愿意说出谁最先干的这件事，但是他们都能详尽地述说整个过程，周浩的诊断结果引发了11个村民的自费检测，而11个村民检测回来后，人人都愤怒地发现血铅含量超过了国家标准。孩子们一般为300以上，属于中度中毒。

　　这11个人中的张军民是在外边做小生意的人，每年回村里也就两个月的时间，可即使是这样，他也不能免于遭殃。他的愤怒也就格外真实:“看了调查组报告才知道，冶炼厂用的是早被禁止的炼铅工艺。”

　　县城的新华书店里只有两本关于儿童的医学书，被买了回来，然后被广为复印、张贴。8月初，刚刚为黄豆受污染和冶炼厂交涉完的村民陷于集体性的恐惧中。张鹏伟记得，去西安的村民成批成批的，每天都去十几个人，村里不算富裕，去西安，一个人至少要花300元，所以最先去的全部是带着孩子去的。“家里没有孩子的，还真舍不得去。”那时候，家家晚上议论的，是自己家去不去，随着确诊人数的增加，有些家境不好的人家开始借钱前往。

　　据成胜权介绍，共有877个人来西京医院做了血铅检测，成年人的数字他不清晰，但是334个孩子无一例外，全部超过标准。

　　1995年，徽县有色金属冶炼厂贪图离公路近，建在了离县城2公里的地方，并不像一般人想象的布局在山里的铅锌矿的边上，而周围的水阳乡是一个人口密集的区域，靠近县城的农民们，比山里的农民更见过世面，但是漫长的10年里，他们唯一知道的是厂里的毒气能让庄稼中毒，从来不知道人才是最大的受害者——他们反复闹过，但从来没赢过。

　　王敞亮是水田乡新寺村的普通农民，他的儿媳妇和孙子去西安自费检查去了，60多岁的他不肯去，今年8月爆发的孩子铅中毒事件之前，他是少有的曾经去过厂里要求赔偿的农民之一，他家的菜地就在冶炼厂附近，一墙之隔，1995年，冶炼厂刚刚建到这里，他还很嫉妒所谓“厂范围内”的几家人家，那时候，冶炼厂就和这些人家签订了协议，每年补偿他们所有的庄稼损失费1万元，几家均分。而他差一点距离就没能算在其中。“6年前，刚买来半年的牛就走不动了，那时我就开始犯寻思，想这个厂是不是不光对庄稼有毒，对人也有毒，可是我找谁去呢？”

　　几年前，从北京来工厂的一对技术员夫妻从来不喝村里的水，总是到远处去运水，王敞亮瞅着这对技术员，心里发慌:“为什么他们不喝我们附近的水呢？是不是有毒？”

　　到了去年，紧挨着厂墙根的他家水井发浑，浇什么死什么。人家都笑话他，做了一辈子庄稼人了，怎么到老了连庄稼都种不好了？“农村人，就爱个面子了。”在这种笑话声中，晕头转向的王敞亮去找冶炼厂的王小奎要求解决。他也不知道能解决什么。但是他知道，近几年，总有零星的村民找到厂里，要求赔偿各种庄稼损失，“大家说不出原因，但就知道那个总是冒碳酸气味的工厂肯定逃不了责任”。

　　王小奎是这厂的法人，40出头的他生得很高大肥胖，身型比一般人都大，这几天开宝马车照常在冶炼厂出没。看见他的时候，尽管工厂刚被县政府没收，但是他还是很镇定，和大家解释:“我运气不好，出事在我任职的阶段。”按照一般人的说法，王小奎极其聪明，能够找到自己的上升之路。早年，他只是“灶上的”，属于当地最大的工厂洛坝铅锌矿的一名炊事员，因为这个岗位而和领导发生了直接联系，在2005年洛坝集团改制之前，他已经是一个部门的中层干部了，改制后，他很容易就承包了这个冶炼厂，成为法人。“他是最知道冶炼厂铅粉有毒的人，厂里的工人们每年都要送到医院去排铅，他从基层干起来的，能不清楚？”这也是村民们现在最怀疑的一点:工厂明明知情，却从来不向村民说明情况。

　　而王小奎解释说:他们前年整改过二氧化硫的排放，已经达标，但是由于工艺原因，铅粉无组织排放没法解决，“但是我肯定不知道有这种结果”。

　　王敞亮记忆中去年的他，也是一样的镇定。王小奎很干脆地把盖了县环保局的若干章的文件扔在他面前，喊他自己细细去看，工厂的一切都是达标排放的。“找了他9次，就碰见他两次。”其他时候都是办公室的人接待他的，全部都是把文件放在他面前，告诉他家的庄稼损失和他们厂没一点关系。告诉他要是工厂污染的，他必须拿出证据来。

　　王敞亮还真去找了县环保局，环保局的人告诉他庄稼受污染要找农技中心的人拿证据，他去了那里，可是那里人告诉他必须要环保共同出面，他们才能去做检查。“去了县上8次，都没什么结果。”后来是厂里批给他150元钱淘井费，因为那水已经明显泛白了。对数字，他记得无比清晰。

　　2006年7月，是王敞亮有了大批同道的一个月，那个月，正是黄豆成熟的时候，可是这次不仅仅是他家，整个水田乡有上万亩地的黄豆都开始掉叶子，“往年雨水多，即使是落些铅灰，也被冲走了。可是今年雨水少”。徽县是甘肃的农业大县，生产的黄豆被四川那边的客商抢着要。这下闹的人多起来。王敞亮还记得村里的路上总有人满脸焦虑地跑着，说今年的黄豆完蛋了。7月底，有200多个农民去乡政府要求解决，后来还是县里出面，将黄豆田分成两个等级，一等每亩赔偿30元，二等15元，“连本钱都不够”。但是能拿到赔偿就已经算不错的了。

可是他们没有想到，还有更严重的打击在后面等着他们。黄豆赔偿刚拿到手，就传来铅中毒的消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