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工农红军长征是中国军事史上旷古未有的一次战略大转移。在历时两年、辗转数万里的浴血征战中，红军打破了国民党军队的围追堵截，创造了世界战争史上的奇迹。以长征胜利为标志，红军实现了军事战略方针的重大转变，从根本上扭转了战略被动局面，从此翻开了我党军事斗争发展历史的新篇章。纪念长征胜利70周年，回顾和总结长征胜利的军事战略意义，对于我们深入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积极推进中国特色军事变革和军事斗争准备，具有十分重要的理论和实践价值。

　　长征胜利成功实现了红军战略转移，中国革命战争的总体态势由被动转为主动

　　红军长征是在中央根据地第五次反“围剿”失败，军事斗争局势发生严重逆转的情况下，我们党为了谋取战略主动作出的重大决策和部署，是为了寻找红军新的立足点，夺取战略主动进行的大转移。能不能实现这一战略目的，直接关系到红军的生死存亡和中国革命的前途命运。

　　战略转移的成功实现，彻底打破了国民党军队的围追堵截，使几乎陷于绝境的红军化险为夷。第五次反“围剿”失败后，中央红军被迫退出中央根据地进行长征。蒋介石为了达到消灭红军的目的，先后纠集上百万军队进行“追剿”。在湘江及其以东地区连设四道封锁线，欲将红军消灭在突围途中；在湘西南、黔东北布下包围圈，企图围歼红军；在金沙江、大渡河沿线调兵遣将，妄图凭借天险堵截红军；在红军北进路上设置了一道道防线，迫使红军进入人迹罕至的生命禁区。当时红军的被动局面，毛泽东曾作过高度形象的概括：“十二个月光阴，天上每日几十架飞机侦察轰炸，地下几十万大军围追堵截，路上遇着说不尽的艰难险阻。”遵义会议后，在毛泽东正确指挥下，红军取得了一系列战役战斗的胜利，掌握了战略转移中军事行动的主动权，但总体上仍处于无后方依托、大范围流动作战的被动局面。直到长征胜利，这种状况才发生了根本变化。

　　红军实现战略转移，建立了新的战略立足点，从而为争取军事斗争主动创造了条件。一切军事斗争如果没有可供依托的战略后方，就没有战争的纵深与发展。红军退出中央根据地后，把开辟新的革命根据地作为作战的基本目标，最终转移到陕北建立了根据地，这就使红军有了稳固的战略后方，一改过去的被动局面，拥有了军事行动的战略主动权。之后，红军先后发起了东征、西征和山城堡战役。此后，蒋介石再也没有组织起对红军的进攻战役。这些战役表明，长征胜利后，红军既能根据军事斗争全局制定战略方针，又能通过具体的战役战斗实现战略目标；既能根据敌我情况寻机发起战役，又能通过准确判断战场态势有效控制战局；既能依托根据地消灭和击退进攻之敌，又能通过外线作战扩大生存和发展空间。

　　红军长征战略转移的成功实现，不仅解决了红军求生存、图发展的重大问题，也实现了北上抗日的目标。红军长征的战略转移是不得已而为之，但放到国际国内环境的大背景下考察，红军长征又是在中日民族矛盾日益加深的形势下进行的，这就决定了“北上抗日”这一长征初期主要从政治上考虑而提出的策略性口号，最终必然要转换为红军长征的战略性目标，从而赋予了红军长征以积极的战略转移意义。红军的战略转移是政治与军事、退却与进攻、国内革命战争与民族解放战争有机结合的产物。这次战略转移彻底粉碎了蒋介石“剿灭”红军的战略企图，保存了红军有生力量，争取了战略主动，打开了军事斗争新局面。

　　长征胜利确立了正确军事思想在红军中的指导地位，使红军战略指导和作战指挥走向成熟

　　正确的军事思想是在鲜活的军事斗争实践中，从胜利中总结经验、失败中汲取教训，并在与错误的军事路线斗争中，不断形成和发展起来的。长征胜利，是以毛泽东为代表的正确军事思想的伟大胜利，是红军战略指导和作战指挥走向成熟的重要开端。

　　红军长征中的正确军事思想是随着毛泽东领导地位的确立而树立的。长征出发前后，由于受到“左”倾教条主义错误路线的排挤，毛泽东被剥夺了在党和红军中的领导权，致使严重脱离中国革命战争实际，僵化、呆板的军事教条主义思想在红军中占据支配地位。在这种军事思想指导下，红军作战接连失利，不仅丧失了革命根据地，而且造成了部队大量减员，损失惨重。湘江血战之后，中央红军在突破四道封锁线中累计折损达5万多人。确立正确的军事思想在红军中的指导地位，成为红军作战亟待解决的首要问题。遵义会议确立了毛泽东在党内和红军中的领导地位后，毛泽东坚持一切从实际出发、实事求是，把战略指导和作战指挥建立在对中国革命战争规律科学把握的基础之上，坚持正确的军事思想，并在军委和红军中占据了指导地位。

　　红军正确军事思想的树立表现在战略战术指导的成功转变。一切从实际出发、实事求是，是毛泽东军事思想活的灵魂，也是红军长征胜利在战略指导和作战原则上一以贯之的科学精神。这一科学精神支撑下的红军战略战术指导，同遵义会议前相比发生了根本性变化，主要实现了“三个转变”：一是在战略指导上，实现由消极防御向积极防御转变。遵义会议前，红军在错误的军事思想指导下，进攻时采取冒险主义，死打硬拼；防御时采取保守主义，被动挨打；转移时实行逃跑主义，消极避战。遵义会议后，红军在战略指导上彻底放弃了消极防御的路线，转而实行了积极防御的军事指导方针，即着眼打破强敌的围追堵截，把握防御和进攻转换的关节点，寓战略防御于战役进攻之中，以战役攻势争取战略防御主动，从而实现了进攻与防御的有机衔接。二是在作战原则上，实现战略的速决战向持久战，战役战斗的阵地战、堡垒战和消耗战向运动战、速决战和歼灭战转变。第五次反“围剿”和长征初期，在战略上主张速决战，在战役战斗上坚持打“堂堂之阵”的阵地战、堡垒战和消耗战，毛泽东曾形象地比喻为“乞丐与龙王比宝”。遵义会议后，红军坚持积极防御的战略思想，摆脱了单纯防御和堡垒主义的桎梏，在战略上坚持持久战，在战役战斗中，坚持以运动战、速决战和歼灭战为主，善于造成战局中的局部优势，在运动中寻找战机、歼灭敌人。三是在作战指挥上，实现由战略战术教条僵化向灵活多样的转变。长征中的战役战斗，有着不同于一般战役战斗的鲜明特点。红军经常处于国民党军的围追堵截中，战场情况瞬息万变，指挥机械呆板，行动反应迟缓，随时都有被围困、消灭的危险。遵义会议后，红军采取灵活多样的战略战术，坚持“你打你的，我打我的，打得赢就打，打不赢就走”，声东击西，穿插迂回，在战法上做到于劣势中造优势，在平势中创奇势，从而掌握了作战指挥的主动权。整个长征过程，红军共进行重要战役战斗近600次，四渡赤水、巧渡金沙江、飞夺泸定桥等战役战斗的重大胜利，彰显红军战略战术运用达到炉火纯青的境界。

　　长征军事斗争实践的理论化是红军军事思想走向成熟的重要标志。长征是红军正确军事思想实践与升华的过程，是战略战术在特殊的战争环境中实际运用的过程，也是红军军事理论不断发展并日臻成熟的过程。这种成熟集中表现在两篇重要文献中。一是瓦窑堡会议作出的《中共中央关于军事战略的决议》。这个决议对红军的战略指导和作战指挥原则进行了规范和系统阐述，提出了关于战略防御和战略进攻的基本要求，明确规定了作战形式、指挥方法、战斗准备等十个方面的原则。这个决议，使红军生动的作战实践和丰富的经验得到了理论概括。二是毛泽东发表的《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这篇著作全面深刻地总结了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包括红军长征的经验，对战争本质和战争形式，战争规律和战争指导规律，战争特点和战略战术，战略的持久战和战役的速决战，战争的物质基础和人在战争中的能动性，军事实践和军事认识的辩证过程，以及战争的现象与本质、战争的内线与外线、战争情况的变与不变、战争力量的强弱转化等重大问题，都作了极为精辟的阐述，回答了中国革命战争亟待解决的重大理论和实践问题。这篇著作从战略思维层次揭示了中国革命战争规律，是对长征特殊的战场环境战略战术原则的高度凝炼，是马克思主义军事理论的中国化，是红军军事思想的第一个里程碑，成为中国革命战争的行动指南和不断取得胜利的重要法宝。

　　长征胜利推动了红军战略力量质的跃升，奠定了军事斗争发展的坚实基础

　　长征中红军减员严重，战略力量弥足珍贵。但各路红军通过不断汇聚、整合，胜利到达陕北后，队伍空前集中，质量更加优化。

　　战略力量的整合使红军战斗力明显提高。长征开始后，在国民党军的围追堵截下，各路红军分散单薄，面临被分割包围、各个击破的严峻形势。为使战略力量集中，形成整体作战效能，红军在长征途中，经过了6次战略力量组合的大会师，每次都不仅扩大了队伍规模，而且优化了编制，其战略意义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一是军事指挥实现了全军集中统一。军事指挥的集中统一是确保党对红军绝对领导的重大原则问题，是决定长征成败的关键所在。长征途中，在南下还是北上问题上，红军内部曾出现了分歧。由于以毛泽东为核心的党中央积极争取，这种情况至三大主力红军会师终于得以解决，从而确保了红军军事斗争发展的正确方向，实现了全军的高度团结和统一。二是部队适时进行整编。长征途中，红军进行了几次大的编制调整，红二、六军团的桑植整编，中央红军的黎平与扎西整编，红二方面军的正式成立，陕甘支队的组建，以及长征胜利后的三大主力红军的整编，都是适应作战需要采取的重要举措，使红军健全了指挥体系、优化了内部结构、精简了各级机关、充实了基层战斗力量。三是协同作战能力明显提高。协同作战是战斗力强弱的重要体现，红军历来重视作战行动的战略合作与协调。长征途中，各路红军在军事行动上遥相呼应，密切配合，分则能相互协同，合则能统一行动。特别是长征胜利后，红军三大主力齐心协力，相互支援，取得了山城堡战役的胜利，表明红军大兵团协同作战的能力显著提高。

　　巩固和扩大革命根据地，红军军事力量发展有了重要依托。革命根据地是红军发展壮大的力量源泉，有了稳固的革命根据地，就有了武装力量生存和发展的深厚基础。党和红军高度重视根据地建设，长征途中把开辟新的革命根据地，发展壮大战略力量，作为作战的直接目标。根据形势和战局的变化，及时确定根据地的发展方向。黎平会议确定建立川黔边革命根据地，遵义会议后先后决定北渡长江在川西北和云贵川建立根据地。整个长征途中，尽管情况变化多端，红军的作战方向不断调整，但开辟新的革命根据地，发展壮大红军力量这一战略目标始终没有改变。红军到达陕北后，把巩固和扩大根据地作为中心任务，通过东征、西征，巩固了陕甘根据地并开辟了纵横200公里的陕甘宁新的根据地，从而使红军的战略力量发展壮大有了可靠的社会、经济和群众基础。陕甘宁边区成为全国热血青年纷纷投身中国革命的聚集地，红军的力量进一步壮大，为以后的抗日战争集聚了力量。

　　保留和锻造了红军骨干，为人民军队尔后的发展壮大提供了主要的人才保障。在革命战争年代，骨干的数量和质量是红军队伍不断发展壮大的决定因素。在长征中，红军将士以坚定的革命理想信念，英勇顽强、勇于牺牲的战斗精神，经受住了血与火的考验和磨练。经过长征，红军尽管从出发前的约20万人锐减到3.5万余人，但保留下来的都是优秀骨干，是红军的精华。大批红军将士成为人民军队发展壮大的中坚力量。正如周恩来同志所说，“我们红军像经过了一场暴风雨的大树一样，虽然失去了一些枝叶，但保存下来了树身和树根。”

　　长征胜利标志着红军北上抗日战略目标的实现，开创了国内革命战争向民族解放战争转变的新格局

　　长征是我们党在中华民族命运处于危急关头，为争取民族解放战争的战略主动所作出的重大决策。长征胜利，是党领导红军实现北上抗日战略目标，打开民族解放战争新局面的主要标志。

　　完成了北上抗日的军事战略目标。红军长征是在日本帝国主义侵入中国，中华民族处于生死存亡的紧要关头作出的战略抉择。长征胜利后，全国主力红军大汇合，进入了抗日斗争的前进阵地，推动了全国抗日救国运动新高潮的迅速掀起。

　　树起了民族解放战争的战略旗帜。抗日战争是一场以弱国对强国的军事对抗，仅仅依靠党和红军的力量是不够的，必须有一面能够汇聚全国抗日武装力量、召唤广大民众共同抗战的鲜明旗帜，这面旗帜就是中国共产党提出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红军抵达陕北后，党中央从民族危机加深的形势出发，迅速把工作重心转移到抗日救国上来，确定实行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总策略，先后提出“抗日反蒋”、“进行第二次国共合作”、“逼蒋抗日”的方针政策。充分表明了党和红军抗日的决心与推动全民族抗战的诚意，从而把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写到了抗日救国的旗帜上。这面旗帜凝聚了人心，瓦解了反共阵营，壮大了抗日力量。

　　形成了全国武装力量共同抗战的战略态势。为了推动国内革命战争向民族解放战争迅速转变，朝着有利于抗日方向发展，中央红军抵达陕北后，进行了一系列军事行动。首先，通过直罗镇战役有力的军事打击和深入细致的抗日统战工作，使东北军和十七路军将士深切感受到内战必亡、抗战必存，停止了对革命根据地的军事进攻，与红军达成团结抗日的共识，奠定了西北地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坚实基础。其次，发动东征、西征两次重要战役，给亲日反共的阎锡山晋绥军和坚决反共的宁夏马系军阀沉重打击，缓解了西北地区的军事形势，开创了地区抗日统一战线的新局面，推动全国军事斗争形势进一步向民族解放战争方向发展。再次，发起山城堡战役，一举击溃国民党军队对陕甘宁根据地的“进剿”，彻底打破了蒋介石“消灭”红军的企图。慑于红军的威力和全国民众要求抗战的压力，蒋介石再也没有组织起对陕甘宁革命根据地的进攻，中国革命从此进入民族解放战争的新阶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