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共产党第十六届中央委员会第六次全体会议,于2006年10月8日至11日在北京举行。图为胡锦涛、吴邦国、温家宝、贾庆林、曾庆红、黄菊、吴官正、李长春、罗干等在主席台上。新华社记者李学仁摄
新华网北京10月13日电 刚刚闭幕的党的十六届六中全会举国关注。全会公报指出,目前我国社会总体上是和谐的,但是也存在不少影响社会和谐的矛盾和问题。围绕与群众利益密切相关的问题,全会提出了到2020年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目标和主要任务,并对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的工作作出了部署。对此,广大人民群众充满期待。
期盼遏制贫富差距扩大的趋势
记者李柯勇北京报道:孙国英,58岁,北京市海淀区居民,10年前从河北唐山一个镇供销社病退。老伴马上也要退休了,两个孩子已经成年,全家吃住不愁,她觉得自己生活还算幸福。多年来,她一直感到不平衡的是,同样是30年工龄,为什么自己退休金只有600元?
她说:“还有养老费,我们企业穷,交不起,只能职工自己交,职工更交不起呀!养老费交得少,退休享受的待遇就低。”
在她看来,“这么多年,一些人依靠国家的扶持政策,利用国家资源赚了大钱;而另一些人却承担了不合理的成本,成了困难群体。”
六中全会提出完善收入分配制度,这给了她新的希望。这位37年党龄的老党员说:“现在经济发展了,国家应该有办法缩小贫富差距,社会主义制度好就好在它更能体现社会公平和正义。”
让农民像城里人一样享受公共服务
记者张泽远甘肃报道:大涝池村位于甘肃省榆中县北部,已经连续四年庄稼因干旱绝收,但村民没有外出逃荒,因为各级政府积极救灾,加上免除学杂费、实施新型合作医疗等措施,农民灾年不再为生计发愁。
魏敦忠老汉说:“现在吃饭不成问题了,要是啥时候咱农民能像城里人一样,干啥都方便,那该多好啊?”
今年8月,他的孙子得了急性阑尾炎,因为交通不便,送到县医院有些耽误,穿了孔。他说:“人家城里娃得个阑尾炎,一般也不会被拖成穿孔。我孙子还算好的,去年邻村一个娃也是这病,村里连个机动车走的道都没有,爹娘背着孩子赶了20公里山路去镇卫生院,结果腹腔都感染了,小病拖成了大病。” 村支书梁延庆说,六中全会要求“扎实推进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农村最需
要的是提高公共服务水平。否则,最后弄得国家给农村的好政策都被抵消了。
扩大就业是和谐社会基础
记者胡梅娟天津报道:鲍春玲,40岁,一身明黄色的风衣充满朝气。外人想象不到,她的就业之路充满坎坷:十多年前,她从天津市电源设备厂下岗,当过饭店迎宾员,又搞非洲大雁养殖,几经失败,解决了孵化问题,又碰上禽流感,许多经销商撕毁了订单。守着满屋子积压的货,她欲哭无泪。
十年就业路,鲍春玲体会了许多酸甜苦辣、人情冷暖。“苦恼经常有,一度干什么都没兴趣,甚至对自己丧失了信心,觉得自己是一个没用的人。”她认为,就业是和谐社会的基础,只有全社会共同努力,创造更多的就业机会,让更多人在就业中丰衣足食,体会劳动的乐趣,社会才会变得越来越美好。
如今她终于挺过了最艰难时期,正忙着准备开一家大雁特色饭店。在她带动下,天津市北辰区有100多户农民加入大雁养殖网络,她还准备吸引更多下岗失业人员加入自己的事业。她说:“我自己是苦尽甘来,但是天津这个地方产业工人多,现在我周围还有很多下岗职工在苦闷中徘徊。”
鲍春玲觉得,自己能够走向成功,除了个人努力和坚持,更主要还是得益于国家出台的多种鼓励下岗人员再就业的优惠政策。
六中全会提出要“实施积极的就业政策”,她的理解是,让大家从生活保障转向就业保障,国家应当鼓励实施“以创业带动就业”的再就业政策。通过动员社会各种力量,采取培训、小额担保贷款等手段,让没有就业岗位的人走上就业之路。
愿教育资源配置更加公平
记者肖春飞上海报道:叶峰,上海海事大学大二学生,一年多时间来,一直在浦东新区的民工子弟学校担任志愿者。
“没有农民工,上海就不可能发展到今天,但是他们的孩子很多还不能享受城市教育资源。”叶峰说,“农民工的想法很淳朴,就是希望自己的孩子,不再走自己这条路”。
他了解到,上海市以接收进城务工就业的农民工子女为主的学校有300多所,人数在20万左右。跟以优质教育资源著称的上海公办学校相比,农民工子弟学校校舍简陋,师资低下。
他说:“农民工子弟学校教师绝大多数是从外地来的,一些教师甚至没有教师资格证,而办学校的老板,很多人只是为了赚钱,不会费很大力气去提高教育质量。比如说,很多学校没有替补老师,假如一个老师生病一星期,那么这门课便会拖一星期的课。”
叶峰说,六中全会提出“坚持教育优先发展”,令人鼓舞,只是别忘了农民工子弟。现在上海已经出台不少措施,缓解了农民工子弟读书难题,但是,读书仍是农民工子弟的一大难题,缺乏制度化解决办法。比如,农民工子弟在城市只能接受小学到初中教育,高中怎么办?回到农村去?
希望看病不再难
记者王茜黑龙江报道:对于百姓看病难、看病贵问题,哈尔滨市道里区尚志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医生周正红有独特感受。他76岁的老母亲去年冬天患脑梗塞,到一家市级医院检查后,需要住院。由于他每月薪水只有1000多元,请不起一天50元的陪护,只好自己回家用药治疗。他说:“好在我是个医生,要是别人遇到这种情况,岂不更难?”
这位从业20年的医生认为,目前医疗费用高很大程度上在于用药问题。“比如青霉素,毒性很小,是很好的抗菌素。就因为价格便宜,现在大医院很少用,只有社区医院用,一些老患者很欢迎,管我叫‘青霉素医生’。”
周正红说,“可是我有时候也很困惑,不知道当一名‘青霉素医生’到底对不对,因为长期开低价药,医院赚不到钱,发展受到影响。我们这个社区医院经费很紧张,一些检查设备都用了十几年,房子只做了一次‘四白落地’的简单装修,还赊了不少账。” 周正红看到,医疗体制不顺导致了恶性循环:大医院经费充足,集中了优质医疗资源,患
者蜂拥着往里挤,“医疗红包”“药品回扣”等不良现象广泛存在;而社区医院不仅处境艰难,而且得不到患者信任。到头来,百姓看病难、看病贵问题愈演愈烈。
六中全会提出“加强医疗卫生服务”,周正红的希望是,尽快明确医院性质,加大对基层社区医院的投入,使之在整个医疗体系中,完成好首诊分诊作用,让患者高高兴兴。只有合理的投入,合理的治疗,医院合理的发展,医患关系才能和谐。
进一步畅通农民利益诉求渠道
记者苏晓洲湖南报道:在湖南一个贫困山区县当了11年乡干部的黄良辉,经历了农民从负担沉重到“无农业税时代”的变迁。在他看来,除了让百姓脱贫致富外,农村社会矛盾化解、农民合法利益诉求渠道畅通,也关乎“国本”巩固与可持续发展。
他认为,随着经济发展和社会变革,家族等农村原有的社会管理体系已被打破。构建和谐社会,亟待建立完善新的社会系统组织,解决农民合法诉求渠道畅通问题。
六中全会提出“完善民主权利保障制度”。黄良辉建议,政府应该转变执政理念,敞开大门迎接群众诉求。要设立方便的办公场所和精干的专业队伍,及时掌握各自职责范围内的群众意愿,为群众服务,有效地化解矛盾。(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