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民视角的新农村建设》杨大昕制图

　　农民视角中的新农村建设

　　如果几个月前有人问叶敬忠“新农村”是什么，他可能会和很多人一样，马上就能给出答案，而且看起来会非常恰当。可是，现在他不敢了。“农民视角的新农村建设研究”课题组从2006年2月开始历时8个月，走访了江苏、湖南、河北和甘肃4地，共收回农民的有效问卷480份，这让课题组组长叶敬忠对新农村建设有了和其他学者不同的观点。那些专家关于新农村的描述其实和农民、农村的情况相距甚远。社会主义新农村到底应该是什么样子？农民才最有发言权。

　　2005年10月，党的十六届五中全会正式提出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目标，并把它作为我国现代化进程中的重大历史任务。2006年2月，中央1号文件正式发布，其中的20字方针描绘出新农村的未来图景，即“生产发展、生活宽裕、乡风文明、村容整洁、管理民主”。此后，各地开展了许多具体的新农村建设活动，如试点农村民宅建设、农业生产和生活基础设施建设等。此时，新农村建设成为学术界和媒体关注的焦点。

　　而由专家学者提出的新农村构想，则是要让农民的年人均收入超过5000元，村中80%以上的住宅是砖混结构，让80%的农村家庭拥有彩电，50%的农户装有电话(包括手机)，80%的农民对村务决策和运行比较满意，95%以上的农民在本村具有安全感，农村道路是水泥路或柏油路，村中人畜饮水是自来水，每个村至少有1台可上网电脑，村中没有因贫困而失学者。

　　这是一幅美好的图景。但是课题组的调查发现，不同地区的农民对新农村的理解大不相同，想要获得一个统一的、完整的新农村定义是困难的。

　　江苏农民心中的新农村是房屋改造，就是实行楼房化。在被调查的120个农民中，有66位分别提到“集中农民住房”、“成排的小楼”、“农民居住区”、“小别墅”等。另外，很多人把新农村和“集体农庄”等同起来，希望村里有企业、有工厂。华西村是他们心目中的样板。

　　一位农民说：“新农村就应该像华西村那样，有一排排整齐的楼房，有大片的土地耕种，麦收时有机器收割。家家户户有独立的小楼，孩子念书免学费，有电脑和小汽车。”

　　和江苏相比，西北农民眼中的新农村显然要朴实、简单得多。在甘肃，大多数农民希望通过村庄规划使农民的住房更整齐，并建成统一、成排的平房。这些农民对平房的偏好与当地的地质条件、地形、气候条件不无关系，同时也受到经济条件的影响。因为当地农民一个重要的收入来源是养殖业，主要是养羊，而楼房并不适宜养殖牲畜。除了住房外，经济条件的改善也是甘肃农民对新农村的主要认识。他们认为，新农村应该是“经济宽裕，农民有打工的活干，光种地也不是办法，化肥开支太大了”。有的农民更直截了当地说：“新农村就是有钱交水费，有钱买化肥，有钱交电费。”

　　湖南、河北农民心中的新农村又是两样。由于和北京、天津等大城市比较接近，河北农民对新农村的想象主要以城市为参照物。不少人认为，新农村就是“农村越来越像城市”；“住上小洋楼，农村城市化”；“和城市一样，街道有路灯”；“农民不往城里跑，卫生好了，洗澡方便”；“像城里一样干净，老百姓好过了，吃得也好，家具什么的都有了”。另外，由于河北有丰富的矿产资源，近年来开矿造成了环境污染，并且因为开矿征地引发了大量矛盾，很多农民也希望在新农村建设中解决这些问题。

　　湖南农民的新农村梦想主要和农业有关。有农民认为，“新农村就是应当种田机械化”、“粮食很值钱”等。由于当地气候湿润多雨，水资源丰富，道路和农田水利设施差的问题相对突出，成为农民亟须解决的主要问题。多数农民对新农村的认识集中在道路、水渠等基础设施的改善上。有近四成的被调查农民提出“马路是水泥路，要通到家门口，水渠使所有的田都能灌溉到”。湖南农民还特别提出教育负担问题，认为新农村建设应该包含改善教育条件和降低学费。

　　在实地调查中，叶敬忠和课题组在新农村建设实践中也发现了一些问题。

　　缺少切实举措，这是当前一些地区新农村建设中首当其冲的问题。

　　“农民热切盼望着旧农村变新农村。可是，随着时间的流逝，他们中很多人并没有发现自己的生活有多大变化，甚至有的地方借建设之名扰民、害民，又让农民对新农村建设失望起来。”叶敬忠说。

　　叶敬忠了解到，目前，各地新农村建设资金普遍存在巨大缺口。

　　调查组发现，村庄亮化等工程并非农民最急需开展的工作，而改造农村卫生条件等亟待解决的问题却被束之高阁。

　　部分基层干部尽管在理性认知上瞄准了农民的迫切需求，但在实际行动中却出现了偏离，导致部分地方的新农村建设变成了劳民伤财的“形象工程”。而影响基层干部行为选择的最重要因素，是资金投入上的困境和我国干部考核体制中存在的弊端。叶敬忠认为，这暴露出新农村建设中自上而下的“搞运动”式的现象，容易引起农民的反感。

　　另外，目前的新农村建设大多是搞试点、抓试点。试点村还引发了资源分配的问题。一些政府为了保试点村，就把有限的人财物都向这里倾斜，很难再考虑到普通村的需要，这势必造成村庄之间的贫富差距和不平等。(董伟)

　　谨防农民在新农村建设中集体失语

　　11月21日，记者在《农民视角的新农村建设》研究成果与新书发布会现场，专访了该课题组组长叶敬忠教授。

　　记者(以下简称记)：为什么会做“农民视角”的新农村建设调查？

　　叶敬忠(以下简称叶)：党的十六届五中全会提出了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目标，引起了全国上下的关注。然而，在轰轰烈烈的新农村建设讨论与行动中，我们听到的主张和建议几乎都来自两个群体，首先是官员，从高官到村官；其次是专家，从著名学者到普通研究人员。而农民作为新农村建设的主体和最终受益者，却在这场关乎自己家乡建设和自身利益的新农村建设中集体失语了。

　　虽然农民在理论上被一致认为是新农村建设的主体，但当前的现状是，专家学者和政府官员成了他们建设家乡的“代言人”。丧失话语权的农民不可能真正参与新农村建设，没有农民声音的新农村建设也必定是纸上谈兵。这在实践中已经显露出某些端倪。有的地方就出现了“好心办了坏事”的情况。因此，我觉得，不管是研究人员还是决策层都有必要知道，农民是如何理解新农村建设的，他们面临着什么困难，在新农村建设中他们的期望和真正需求是什么，对于学者和官员们正在热烈讨论的问题，他们的认识和态度是怎样的？

　　记：通过调查有什么收获？是否改变了先前对新农村建设的认识？

　　叶：首先，我们感觉到农民眼中的新农村建设和媒体宣传的有很大不同。

　　农民对新农村的理解要简单、具体得多，并且集中在住房的规划与改造、生活水平与经济条件的改善、村庄环境的改善、农业生产条件的改进等几方面。农民更关注新农村建设的五项要求中的“生产发展”和“生活宽裕”，这在一定程度上也反映了农民当前改善生活、生产条件的迫切要求。

　　另外，我国有上百万个村庄，每个村庄都有各自的特点，势必存在不同的建设需求。即便是在同一个村庄，不同性别、文化程度，不同年龄段、职业的人，对新农村建设的理解都会存在很大差异。何况，新农村建设涉及许多利益相关者，如各级政府官员、技术专家、村庄管理者、农户、企业和社会组织等，在他们之间也存在着对新农村建设的预期、建设内容和建设模式等方面的不同看法。调查之前，我对这种多元性的存在只有模糊的感觉；调查之后，我认为，如果我们不能正视这种多元性，并且在实践中真正满足这种多元性，我们的新农村建设就可能出现难以挽回的被动局面。

　　记：对有关新农村建设的国家政策，农民的主要期望是什么？

　　叶：毫无疑问，农民非常期待政府增加在农村公共设施和公共服务上的财政投入。这也是被专家和学者经常强调的一个方面。目前，我国从总体上进入了工业反哺农业、城市支持农村的阶段，要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必须改变农业和农村在资源配置和国民收入分配中的不利地位，让公共财政覆盖农村的义务教育、社会保障、基础设施、文化卫生等重点领域。其中义务教育、社会保障、基础设施建设是农户的普遍需求，也是农民迫切需要获取和改进的服务。

　　还有，农民喜欢透明度高的公共政策。粮食直补和良种补贴政策受到农民的热烈拥戴，其原因就在于它们的执行情况比较好。在与地方干部的座谈中，他们也谈到这两项政策是“硬政策”，同时透明度极高，逐级严格要求与监督，保证了措施的落实。

　　所以，说到底，农民的最大期望还是能还给他们国民待遇，让他们能享受到与城市人相同的“关怀”，让公路、桥梁、学校、医院都不仅仅为城市所有。(董伟)

　　人民日报评论员：推进新农村建设的重大举措

　　着眼于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和先进性建设的全局，着眼于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和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大局，中央制定并颁布了《关于加强农村基层党风廉政建设的意见》。这个《意见》完全符合我国农村当前的实际，切实代表了广大农民的利益，充分反映了推进新农村建设和反腐倡廉工作的要求，是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加强农村基层党风廉政建设的指导性文件。各地区、各部门一定要组织农村基层党员、干部认真学习，全面贯彻落实。

　　新农村建设要有金融支持民间融资需要“正名”

　　孟加拉国的穆罕默德·尤努斯教授因其创立的世界上第一家乡村银行———格莱珉银行获得今年诺贝尔和平奖。尤努斯教授和他所创办的乡村银行通过开展小额信贷业务，使孟加拉国大量的穷人脱离贫困。目前，全世界有20多个国家仿效格莱珉银行模式建立了自己的农村信贷体系，为农民脱贫致富提供了一个有效的金融渠道。由此想起中国，特别是在广大农村，包括小额信贷业务在内的民间融资还处于一种半公开的状态。而新农村建设的一个支撑点，就是要有金融的支持。

　　转移劳动力是新农村建设的重要工作

　　“三农”问题的根本解决和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目标的最终实现，还有赖于农业剩余劳动力的顺利转移。

　　首先，农业剩余劳动力和农村人口转移是农民实现“生活宽裕”的根本途径。目前，我国农业劳动力有3.5亿人，占全国劳动力的比重为46.9%。按照我国农业现行生产技术水平要求，我国农业剩余劳动力约为1.5亿人。如果按照一些新兴工业化国家和地区(如韩国和我国台湾省)农业劳动力10%的比重，则我国农业剩余劳动力约为2.8亿人。由于我国农业部门存在大量剩余劳动力，使农业劳动力的边际生产率不仅远远低于工业化国家农业劳动力的边际生产率，也远远低于我国工业和其他部门劳动力的边际生产率，因此，农业劳动力的收入水平远远低于工业和其他部门劳动力的收入水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