资料图片：安徽滁州市人大常委会原副主任陈兆丰

　　今年9月18日，安徽省高级人民法院就该省滁州市人大常委会原副主任陈兆丰(副厅级)受贿、巨额财产来源不明一案作出终审裁定，驳回陈兆丰的上诉，维持原一审判处其无期徒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的判决。

　　原一审判决认定，陈兆丰在担任该省定远县副县长、县长、县委书记期间，通过利用职权介绍承揽工程、提拔干部、调动和安置工作、办理入编等途径，单独或者伙同其妻非法收受200余人所送的钱款达人民币283余万余元、美元800元，并为他人谋取利益。此外，陈兆丰还对人民币545余万余元、美元6996元和港币16770元的家庭财产不能说明来源合法。

　　根据检察机关当初的指控，陈兆丰案发时，其家庭现有存款、现金合计人民币达904万余元、美元和港币各1万多元；案发前，陈兆丰还先后退掉了80多万元。这样一算下来，陈兆丰的家财累计近千万元。所以，在安徽省定远县，陈兆丰又被老百姓私底下称作“陈千万”。

　　定远县是安徽省沿淮地区的一个国家重点扶贫开发县。，1990年，陈兆丰开始到这个贫困县担任当分管城建工作的副县长，2002年从该县县委书记的岗位上去职，升任滁州市人大常委会副主任一职，前后仅10余年的时间，他就敛取了数百近千万的家财。

　　没有谁天生是个腐败分子，陈兆丰亦然。今年8月初，正当陈兆丰在安徽某看守所内等待终审判决的时候，记者走近陈兆丰，试图走进他的内心世界，了解那么这个穷县“富书记”有着怎样的人生经历？，是什么促使他在犯罪的道路上越滑越远？，他本人对这些问题又有着怎样的认识？今年八月初，正当陈兆丰在安徽某看守所内等待终审判决的时候，记者试图走近陈兆丰，于是便有了他下面的自白和与记者的对话。

　　也是个穷苦孩子出身

　　我的父亲是个小学校长，母亲是个农民，父亲在我十来岁的时候就病故了，那是1959年的事。那时我们兄弟姐妹四人都很小，我是老大，我母亲带着我们姊妹四个非常艰难地生活着。父亲去世了，又赶上了三年自然灾害，像我们这样的单亲家庭，更是难上加难了，纯粹一个特困户。

　　我大部分时间是跟随母亲生活的，但上小学之前我是在外婆家长大的，那时候全国生活都很困难，。想来想去，觉得没有什么路好走，就一个心眼地读书，看读书这条路以后能不能走出去来。当时并没有想革命什么的，只是想家里这么困难，也许通过念书能搞一碗饭吃吧。当时，我好想买一斤糖给外婆，另外想给母亲和弟妹们一点援助。，但从哪里弄钱呢？，只有死读书呀。所以人家玩我都不玩，人家早休息了，我还在看书。现在一想起这些，就热泪盈眶。

　　1963年，我考取了安徽重点高中———滁州中学。这时候，我的一个弟弟(老二)和一个妹妹(老三)都辍学了，因为我读书，家里再也负担不起了，哪还有能力来供他们念书呢？。家里为了我读书，把住的房子也卖了一点，最后把墙上的檐条都抽下来卖了，家里实在是没钱。

　　记得有一次离家去学校时，母亲送我老远，大概有十里之遥。在一座山脚下，母亲跟我讲：“伢子啊，我们一家都指望你了，家里情况你是知道的，在学校一定要好好读书，争取有个出头之日，这样以后能拉扯你的弟妹们，给家庭一点希望。”老人家讲得很深沉。我记得我母亲那时穿的一双布鞋已经穿烂了，脚趾头都露在外面，所以当时我非常激动，后来在学校里我每每想起这些都会流泪。

　　幸运的是，高中时我得到了一个叔父的资助，不然高中也很难读下去了。那时我享受二等助学金，一个月四块钱。每个月的伙食费是八块一毛钱，这钱必须按时交到食堂里去的。学校总务处门口有一个小黑板，谁的伙食费没交到位，比如说只交到20号，20号准停你的伙食，小黑板上就写上了“某某班某某人，某20号停伙火”，到那天你就不能去吃饭。那时我虽然享受二等助学金，一个月四块钱，我虽然每个月有四元钱奖学金，但是这四元钱连吃饭都不够，更别说其它的洗澡、理发等等一些必须的生活开支，所以几乎读不下去，幸亏有叔叔的支持。

　　后来我叔父每月给我十块钱，我就跟班主任申请，说我十块钱够了，有同学比我更困难，助学金请你给我降掉一级，从四块钱降到两块钱。我主动写的报告，这样就享受三等助学金了。

　　记得有一次离家去学校时，母亲送我老远，大概有十里之遥。在一座山脚下，我母亲就跟我讲：“伢子啊，我们一家都指望你了，家里情况你是知道的，也是没有办法了。在学校一定要好好读书，争取有个出头之日，这样以后能拉扯你的弟妹们，给家庭一点希望。”老人家讲的很深沉。我记得我母亲那时穿的一双布鞋已经穿烂了，脚趾头都露在外面，所以当时我非常激动，后来在学校里我每每想起这些都会流泪。

　　刚工作时很卖力

　　由于学习刻苦，所以成绩一直很好，本来满有把握能考取大学，谁知道我们还在毕业以后的复习迎考阶段，学校就宣布要搞“文化大革命”，这样就一发不可收拾了。在学校里又待了两年，直到1968年10月，安徽省第一批知识青年下放，我积极报名参加，被下放到全椒县县(现滁州市的一个县。----记者注)，1971年到一所中学做了民办教师。随后被公社推荐到滁州师范学校学习，1972年毕业分配到原滁县地区(现改为滁州市)教育局工作，月工资36元。我小妹妹为什么能读书？就是因为我拿工资了，她一直读到高中。是我抚养她的，由此也实现了母亲的一个心愿。

　　那时候我工作起来也很卖力，因为36块钱毕竟来之不易。工作了五年，国家恢复了高考制度，我就考到了安徽师范大学中文系。毕业后分配到滁州中学任教师，1982年调到原滁县地委宣传部新闻科工作。1988年春天，地委选调一批中青年干部到基层锻炼，我被选调到定远县任县委常委、办公室主任，每月。工资为105块，是一个副县级干部的工资标准。

　　我外婆和我母亲几乎一点都没享受到我的好处，因为我工作后她们都先后去世了。现在想起来，我感到自己是个不忠不孝之人，人生也是很失败的。尽管曾有过辉煌，也多多少少给人民做了一些好事，但是总的来说是失败的人生-----没尽到孝道，对党和人民也不忠，到最后阶段没能保持晚节，犯了罪，成了罪人。

　　开始初到定远尚能严格要求自己

　　起初亲戚朋友不赞成我去定远工作，为什么呢？他们说你好不容易在地委机关谋了一个职务，而且这个位置还很好，还是科长了，一直在这干，干到老还能当个副部长，而下去干撑死了不就是个县级吗？但我想干一番事业，不愿意在机关里让人生就这样消磨掉，所以我最终决定去了。

　　我抱着一颗火热的心来到定远的。当时身体好，精力充沛，又抱着干一番事业的想法，所以工作起来风风火火、积极向上。1990年我被选为副县长，当时就下决心在这儿继续干下去，于是把家也由滁州搬到了定远，并且一直住在那个低矮的房子里。

　　到定远以后，我的仕途还是很顺利的，三年副县长以后当了常务副县长。那个时候主要想干点事业，而且自己对自己要求也比较严格，所以在金钱方面比较淡泊。我常跟我家属讲，如果是一些农民、工人、困难户送一些农副产品来，拒绝不了的，怎么办呢？我家也有烟酒，可以跟他交换，比如他带两只小鸡，你给他四条香烟可以了。这样我内心比较平衡：，我没有占你的好处，我也不应该占你好处。，他们家庭那么困难，我也不能给他们解决大的困难，就是解决了，我手中的权力也是人民给的，是为他们服务的。

　　在定远的人缘关系，我可以自信地说是很好的。当然反过来也证明，如果没有这么好的人缘关系，谁逢年过节到你家去呀，不一定你当了领导别人都到你家去，所以，这又变成了坏事。

　　(“那个时候有人给你送礼吗？”记者插话问道。)

　　当副县长、县长时也有，总的来讲不多。

　　有一次，一个50五十岁左右的妇女来找我，她手里拿着我老师的一封信来找我，说她的丈夫因为冤假错案，一家人受到牵连，被下放到农村，至今没有平反，她要求给她和孩子的户口恢复为非农业户口。临走的时候，她在我办公室的桌子上丢了1800块钱，我坚持不要，说事情归事情办，钱我不能要。后来过了两天，她又找到我住的地方，丢下钱就走了。我想这个钱绝对不能要她的。，我当时想，我是个农民家庭的孩子，小时候也是母亲带着我们四个小孩，和她的家庭状况差不多。我也知道农民办事的苦衷，找人办事是多么的难哪！一个农民从哪弄这1800一千八百块钱啊？！后来这个事我帮她解决了。

　　我知道他们找人办事，首先要在家里考虑好长时间，所以只要基层到我家来的，不管你是工人、农民还是乡里的干部，我都坐下来听他说。我在家里基本上是不干家务的，为什么？没有时间哪，有时一大早就有人来跟你反映情况，要求解决问题。我就耐心听他讲听他说，讲完以后，我再说这个事情能不能解决，能解决我很快就给他办了。然而我越这样做，就越有人找我，因为你能给人家解决问题嘛。

　　在定远的人缘关系，我可以自信地说是很好的。当然反过来也证明，如果没有这么好的人缘关系，谁逢年过节到你家去呀，不一定你当了领导别人都到你家去，所以，这又变成了坏事。

　　渐渐地开始讲究交换和实惠了

　　我当了主要负责人，做了县长尤其是县委书记后，在这方面放松了，为什么放松呢，是因为实惠呀、交换呀这些概念，自己思想上对其予以认同，总认为没有金钱是万万不能的，所以是金钱腐蚀了我的灵魂。

　　现在是商品经济社会，人们都讲究“交换”。“交换”这个词原来是用在商品交易上，但是随着社会发展到市场经济阶段，交换这个词已经远远冲破了商品交易领域，而进入了政治领域、人事领域和思想领域，甚至成了人们世界观的一个组成部分，或者是一个因素。比如说我帮人家办了事，人家总觉得欠我一个情，同时人家给我办了事，我心里也有这种感觉。我和他不是亲戚，也不是朋友，人家给我解决了个问题，我也觉得欠了人情，这样总要找个机会给他还上，以求得自己心里的平衡。

　　现在的人又讲求实惠。“实惠”这个词原来是指物质意义上的，但是在精神层面上都是大家不想讲的，一讲就说这个人耍嘴皮子，尽讲空话。比如你到人家去，什么东西都不带，只是嘴上说“老领导啊，感谢你呀”，你离开后，老领导可能不说，但他的家里人或者其他人会说你这个人尽耍嘴皮子，尽玩虚的，这样你搞了两次人家还理你吗？，当然不理！那怎么办呢，只有一方面精神上表示感谢，另一方面物质上也得感谢感谢。

　　所以，我走到今天这一步，一个原因就是价值交换这个意识已经深入到了我的思想观念里面，第二个就是讲究实惠，实惠这个词已经被我更加具体化了。我今天深受其害，主要从客观上来讲，就是这么一个思想造成的，；也是因为从主观上讲，是我的党性锻炼得不够过硬，经不住金钱的腐蚀，做了金钱的俘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