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建立市场经济过程中必然出现一些问题，但全球化却加剧了这一问题的扩大。因为中国自身市场体系尚未完善，席卷而来的全球化对这一体系的撞击是猛烈的

　　如果在全球化不断深入的过程中，政府不推行强有力的社会政策，在经济高速增长的同时，缓解一部分“全球化输家”的经历痛苦，经济增长不具有可持续性

　　一种流行的说法是，中国是全球化最大的受益者，但是如果考虑到全球化所带来的社会成本，这一结论还没有完全站稳。

　　巨大的经济成就使中国明白开放经济所具有的长处，也使中国人对全球化表现得更为积极和乐观。然而，一些迹象显示全球化加剧了中国社会矛盾的产生。

　　很多年来，封闭体系把中国经济带入了困境。因此，融入世界成为改革开放以来中国致力追求的目标，入世就是这一追求的一个里程碑。

　　但过去几年，越来越多的社会矛盾和利益冲突在中国城市、农村显现，收入分配、环境污染等问题日益突出，经济增长所带来的社会成本也在日趋加重。

　　许多国家的历史反复证明，全球化带来经济增长和社会转型，中国也不例外。

　　弱势群体日益边缘

　　中共中央财经领导小组办公室副主任陈锡文说，现在，中国每年大概从农民手里征用的土地将近20万公顷。

　　另据统计，目前我国失地农民总数超过4000万人，并仍在以每年200多万人的速度增加，预计到2020年还会有4000万人进入失地农民的行列。

　　大多数专家都认为，这是中国在城市化、工业化的发展过程中必然产生的现象。而入世以来全球化进程则加剧了这个形势。

　　“三农”问题是中国社会问题的集中反映，从农民身上可以折射出中国社会矛盾的交织。农民及农民工正在成为全球化的失意者。

　　“三农”问题专家，中国人民大学农业与农村发展学院院长温铁军对《第一财经日报》说，“三农”问题其实是从工业化加速开始的，是从全球化这里严峻起来的。

　　入世以来，中国吸收FDI不断增加。工厂、高楼如雨后春笋般拔地而起。使得农村生产关系发生裂变，大量农民失去土地，他们涌入城市，成为新兴工厂的工人。

　　在全球化影响下失去土地的农民，又以农民工的形态成为全球劳动力资源的一部分，并与其他发展中国家劳动力进行竞争。

　　全球化是以生产要素在全球范围的自由流动和优化配置为基础的全球经济、政治、文化大融合的过程。按照赫克歇尔-俄林要素禀赋理论，相对而言，中国在土地和劳动力方面具有比较优势。

　　中国与国外土地所有制的不同，使地方政府在发展经济名义下，能够比较容易地征用土地，并将其作为招商引资的优惠条件，以及地方经营城市的收入来源。

　　依托土地经营农林牧副渔的农民并不拥有土地资源，并渐次丧失其对土地的处置权。在工业化、城市化的过程中，农民阶层难以发出自己的声音。不仅如此，在进入全球化经济体系中，作为劳动力供给方，农民工更不具备要价的权利。

　　温铁军说：“这是‘race to bottom’(向下竞争或向谷底赛跑)。全球20%的发达国家掌握买方市场，卖方是占80%发展中国家，由此产生过剩、低价劳动力过度竞争，产品和劳务的价格降到最低。”

　　中国出口导向产业的工人大多数是农民工，在中国劳工更多地被融合进世界经济的同时，中国的劳动标准却在降低。

　　温铁军说：“‘race to bottom’使得发展中国家以牺牲资源、环境和福利等来竞争。”

　　当然，这样的问题在中国体现得非常明显。有学者认为，中国实际上是在“向谷底赛跑”的过程中处于领跑地位。

　　入世之后，中国还没有改变在全球整个产业链末端的位置，因此，全球化过程中，丰富的劳动力资源将仍然是中国比较优势最为明显的要素。持续增大的劳动力供给，也将会使中国劳动力持续保持低价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