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都师范大学出版社的陈鹏，参加了今年北京市举行的副局级领导干部公开选拔，竞争市文物局副局长和市工商大学副校长的岗位，并作为笔试的前五名进入面试。

　　刚开始，他一直为自己“无党派”的身份而忐忑，“毕竟政治身份不占优势。”但随后他在招考过程中发现了大量“同类”：很多参加考试的人政治面貌都是“无党派”或“民主党派”。

　　这是因为北京进行的副局级领导干部公开选拔对党外人士的大幅度倾斜。在今年北京市公开选拔的16个副局级领导干部岗位中，有10个岗位明确要求参选者的政治身份是民主党派或者无党派。而此前北京的8次副局级领导干部公开选拔中，最多一次有3名党外干部入选。

　　北京大学马列主义学院教授阎志民说，“北京在党、政、人大、政协换届之际推出的这个举措，是一个政治信号。党外干部加快进入决策层，标志干部人事改革正出现一种新的趋向。”

　　非中共优秀人才进入决策层

　　北京市此次公开选拔16个领导岗位的副局级干部，其中市科学技术委员会副主任、市市政管理委员会副主任、市环境保护局副局长、市文物局副局长、市旅游局副局长、市工商业联合会副会长、市科学技术协会副主席、北京工商大学副校长、北方工业大学副校长等10个岗位要求参选者是非中共身份，此外，一名市政协副秘书长被要求是民主党派人士参选。

　　北京市委组织部有关人士表示，这次公开选拔的党外干部岗位，是依据干部结构和工作需要进行设置的。

　　从实际情况看，此次公开选拔的10个党外干部岗位都是“实力部门”，打破了此前外界对党外干部只安排虚职的印象和猜想。

　　记者采访中，很多参加面试的考生都提醒记者注意，除了工商联、高校、政协、科协等党外干部通常安排比较多的部门和机构，此次公开选拔涉及的部门中，科委、市政管理委员会、环保局、文物局、旅游局等都是关系北京城市建设的核心政府部门，其工作内容也涵盖了城市发展的重点。

　　按有关程序，此次公开报名分为个人自荐报名、组织推荐报名和社会举荐报名三种形式，每人可报2个职位。

　　北京电视台计财部的高级会计师孙成刚是自荐报名的。他说，看了招聘启事后很兴奋，觉得很想试试，就向单位领导进行了汇报，领导表示非常支持。“我觉得组织部门不仅仅是一种政治姿态，而是真正想扩大优秀人才的选择范围。”

　　中国人民大学当代中国政党研究中心主任周淑真教授说，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价值观的多元化，一些优秀人才不一定加入了共产党的组织，但他们良好的政治素质和管理能力却是全社会的宝贵资源。争取他们参与到党的事业中来，让不是党员的人也能够进入核心领导层，既体现了执政党的宽阔胸襟，而且也是直面现实的理性选择。

　　整合社会资源延揽行政人才

　　北京一直很重视吸纳非党人士进入领导岗位参与决策。有关部门介绍，北京市现有局级党外干部98名，处级领导干部2064名，各级人大代表1400名、各级政协委员2782名。目前，北京市有一半左右政府部门配备了党外干部，远超过中央的有关规定，对党外代表人士的政治安排和实职安排处于历史最好水平。

　　今年38岁的古红梅，1991年毕业于北京大学西语系。毕业后，她先后在北京假日饭店做过公关经理，在香港合资出版社做过总经理，是位典型的“外企白领”。

　　1995年，古红梅走进了北京市海淀区人民政府外事办公室，当年便被任命为北京市海淀区旅游事业管理局副局长，6年后，她被提升为正局长，直至今日。

　　妆容精致、举止文雅的古红梅，思维和工作方式与长期身处机关的工作人员有着明显差异。她不喜欢讲套话，外企强调的工作实效、团队精神、专业水准都被她带到了工作环境中。她和同事相处十分平等，常常用玩笑和协商代替生硬的命令，这使旅游局的氛围充满了具有时代感的清新意味。

　　旅游局是海淀区政府重要的政府部门。古红梅在外企工作的国际视野和开放意识都在这里有了用武之地，包括旅游局用于对外宣传的样式时尚、高雅的纪念品都出于她的设计。

　　年轻、担任实职，古红梅说无党派身份对她的工作没有丝毫障碍，和其他党员干部的配合也顺畅，几乎所有的党员活动她都被邀请列席参加。她非常感谢区里的领导，在这里她感到自己的才能得到有效施展。

　　古红梅将外企的管理经验应用于政府管理，而另一方面，许多党外人士在参与政府决策中提高了自己的综合素质。据了解，目前北京市对党外人士有着专门的培训计划，比如组织党外代表人士赴国外培训、举办高级研修班、挂职锻炼等，不少党外人士受益于这个计划。

　　2004年，台盟北京市委副秘书长、办公室主任彭京玉，被选派到朝阳区大屯地区街道办事处任副主任。长年在机关工作的彭京玉，在这期间真正直接面对老百姓，了解并体会了基层干部的辛苦和责任心。

　　大屯地区是个城乡结合部。安置拆迁居民、安全生产、防火、防汛、绿化、供暖、资源普查等工作千头万绪，彭京玉通过街道办事处承担的多项工作，对社会有了比从前清晰、深入的认识。

　　经过一年的磨练，彭京玉感到自己的思想逻辑和思维方式都发生变化。她的突出感受是，当前政府工作人员要学会教育和引导群众用法律手段解决问题。而且，这位政协委员的切身体会是，在此后提出提案的时候，她会更强调提案的建设性和可操作性，“仅仅纸上谈兵是不行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