河北鸣鹿服装集团公司位于石家庄市繁华地带。本报记者 刘畅摄

“工人律师”刘秀珍向本报记者展示相关证据和资料。本报记者 刘畅摄

　　一个企业家背后的权力场(组图)

　　2006年12月1日，根据有关部门决定，吴砚田从河北鸣鹿服装集团公司(亦为石家庄市新华服装厂，一个企业，两块牌子——记者注。)总经理任上退休。此前，作为全国劳模、人大代表，吴砚田在这家企业里发挥着巨大的影响力。在其管理的工厂里，由于加班、罚款、克扣工资等现象引起过本报关注(参见2002年4月25日本报《泣血的呼唤——石家庄市新华服装厂侵犯职工权利事件调查》)。

　　而在当地关系结成的怪圈里，一些维护自身正当权利的职工付出了血泪代价：举报他的人，被关进监狱792天，一位女工被公司领导“双规”了42天，为工人代理诉讼的律师也受到了处分。

　　这一切，究竟是怎么发生的？又为什么会发生？为此，本报记者进行了长达4年的跟踪调查，试图进一步揭示围绕这位人大代表的谜团。

　　一个举报人的命运

　　刘晓灵，今年57岁，曾任这家企业副总经理，主管销售工作。1991年，他开始向纪检、检察机关检举吴砚田的问题。当时，刘晓灵在真实署名的举报信里，提到吴砚田非法持有枪支等情节。

　　回忆当时情景，刘晓灵说，有关部门没有调查，但消息很快传到吴砚田那里，自己家里开始遭遇威胁恐吓，多次接到匿名电话，有人扬言“不撤掉举报，就杀了你的女儿”。一向疼爱女儿的刘晓灵只好将女儿送往外地，下决心继续与吴砚田进行斗争。

　　1992年8月20日和9月2日，石家庄市新华区检察院找刘晓灵谈话，告诉他检举吴砚田的内容“不能确认”。但他依然没有动摇，反而坚定了继续反映情况的意志。他没有意料到的是，厄运正在等着他。

　　刘晓灵先后被开除党籍、开除厂籍、经济上多次受审查，而他坚信自己是清白的，多次审查的结论也证明了这一点。刘晓灵想，吴砚田此时是石家庄市人大代表，这些举报内容应引起石家庄市人大的重视。为此，1993年3月，石家庄市八届人大一次会议召开之时，刘晓灵来到代表驻地，散发了自己的举报材料。

　　1993年深秋，灾难降临了。刘晓灵回忆说，自己检举了吴砚田的夫人公费外出旅游，没有想到的是，吴砚田的夫人不是一个人去的，而是陪同当时的省委书记程维高的夫人一起去的。无意间，他一头撞进了程维高、吴砚田等人的关系网。

　　1993年10月20日，石家庄市郊区检察院以“诬告陷害罪”对刘晓灵提起公诉。11月，中央纪委调查组来河北，刘晓灵当面向有关人员反映了情况。随后，这一情况被反馈给河北省委，刘晓灵很快受到了“严厉惩治”。12月3日，石家庄市郊区人民法院判处刘晓灵有期徒刑4年。当日，刘被执行逮捕。随即，刘晓灵提出上诉，认为这是“一起残酷迫害举报人的冤案”。对此，石家庄市中级人民法院迟迟没有作出终审判决。

　　这时，吴砚田写了一封信，交到程维高面前。信中强调说“据了解，此案久拖不结的原因是刘的家属托人四下活动为其说情。由于此案久拖不结，使本企业的生产经营受到很大影响。现在诬告企业家的案件不少，而对其追究法律责任的却寥寥无几。许多企业家纷纷打电话询问和关心，表示对本人的支持，我们坚信正义一定会战胜邪恶”。

　　1994年6月27日，程维高作出批示：“省高院×××同志，如来信属实，请督促石家庄市法院严格依法办事，公正执法。”

　　1994年7月18日，石家庄市中级人民法院驳回了刘晓灵的上诉，终审判决刘晓灵犯“诬告陷害罪”，判处有期徒刑4年。1996年2月2日，刘晓灵被刑满释放，因“表现良好”，他被减刑一年零十个月，但他依然在监狱里待了792天。

　　因为举报吴砚田，刘晓灵身心受到了重创，“如果人生再有一次选择，我绝对不告他了，他们的势力太大了，得罪不起啊”。出狱后的刘晓灵，主要精力不再是告吴砚田，而是为自己申诉，讨一个清白。

　　2002年6月，一天，他在家休息，突然接到一个电话，让他第二天下午到一个部队招待所。他到了以后，才知道这里是中央纪委专案组。办案人员询问了他的情况，了解吴砚田、程维高两人的妻子公款外出旅游的问题。此时，刘晓灵才“恍然大悟”，自己举报为什么会有这样的遭遇。

　　2003年2月17日，河北省高级人民法院作出再审决定，对刘晓灵犯“诬告陷害罪”一案进行提审。2003年3月28日，河北省高级人民法院宣告“刘晓灵无罪”。2003年9月22日，石家庄市中级人民法院决定赔偿“刘晓灵被侵犯人身自由的赔偿金3.9188万元”。作出赔偿决定的44天前，中央纪委公布了开除程维高党籍、撤销其正省级待遇的决定。

　　河北省高级人民法院认为，刘晓灵署名检举吴砚田，“虽有失实，但确属事出有因，不构成诬告陷害罪”。而让刘晓灵惊奇的是，河北省高级人民法院对刘晓灵检举吴砚田的事实进行了司法调查，刘晓灵认为吴砚田在德国购买了一支手枪，法院查明，吴砚田确实在德国枪械商店看过手枪，虽未购买，但吴砚田“有双管猎枪和小口径步枪各一支并曾保管过‘五四’手枪一支”。

　　刘晓灵想不明白，吴砚田曾是“全国五一劳动奖章获得者”、“全国劳模”，作为河北鸣鹿服装集团公司总经理，他拿着“五四”手枪、小口径步枪、双管猎枪究竟要干什么呢？

　　其实，作为一个人大代表，吴砚田的“个人喜好”远不只这些。

　　一个人大代表的特权

　　吴砚田曾担任过第八届河北省人大代表，第八、九届石家庄市人大代表。刘晓灵在石家庄市人代会上散发材料之后，吴砚田没有当选第九届河北省人大代表，却在程维高担任河北省人大常委会主任期间，成为了第九届全国人大代表。

　　此时，作为集体企业，一些职工开始不满吴砚田随意罚款、加班等一些“蛮横作风”，有的职工因为完不成销售任务，曾经被吴砚田勒令“罚站”、“不得回家”，甚至举着“白牌子”在各车间“游街示众”。记者在多次调查过程中，这一情况得到了当事人和30多名目击者证实。有些职工提出离开这家企业，吴砚田的基本做法是“扣档案、收房子”。即不但将档案扣下，还要将已经通过“房改”进行产权明晰的住房收回。应该说，这一办法对职工产生了重要影响。

　　一家中央媒体在人大会议期间曾刊登对吴砚田的专访《心系群众，不辱使命》，称他经常以人大代表身份到法院视察，并且为了不让“国有资产流失”，他要求国家有关部门支持“收回职工住房”的举动，为法院判案提供依据。

　　实际情况是，在石家庄市新华区法院受理了职工的劳动纠纷诉状后，吴砚田联合5位人大代表提出建议案，要求国家机关对自己遇到的问题进行明确答复。随后，吴砚田将国家有关机关给予他的个人答复递交基层法院，以此影响办案。

　　此前，河北鸣鹿服装集团公司成为了石家庄市中级人民法院挂牌的“重点保护单位”。

　　这时，一位敢于为职工代理诉讼的律师出现了，她叫刘秀珍，是石家庄市总工会法律顾问处专职维权干部，退休后担任了专职律师。她的出现，使吴砚田感受到压力和威胁，不得不再次发挥其在司法系统的影响力，给这位律师以颜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