坚守着的博士生将面对日益严峻的就业环境

　　多数博士生在坚持在奋斗，也有博士生最终选择了放弃。

　　与邱文相比，他的一位硕博连读的同学就没有他的毅力了，这位同学今年申请参加硕士论文答辩，拿了硕士文凭就离开学校。

　　邱文介绍，不脱产的博士生选择放弃的更不乏其人。“有些导师没有课题，尤其理工科博士生如果没有导师的课题依托就很难做出论文，有些坚持一两年看不到希望，就只好放弃”。

　　一方面是博士生清苦的物质生活、沉闷的研究环境和难以预期的毕业时间，另一方面却是日益严峻的就业环境。远潇说，一些人对博士生存在误解，以为这些高学历的知识分子生活会很舒适，而实际上，博士生面临的现实远不如局外人想象的那般美好。

　　远潇前年毕业的一位师兄去华中师范大学时，学校给予其安家费10万元，而如果现在去已经没有安家费了，评副教授也更困难了。“就业境况急转直下，哪怕只相差几个月，待遇就可能相差很大。”远潇说，“现在，‘焦虑’这个词已不足以形容我们现在的心情。我们希望能早日‘刑满释放’，但实际上我们至少有三分之一的人不能按时毕业”。

　　武汉大学一位本硕博连读的女博士生说，现在自己最大的愿望就是能跟男友早点结婚，并且早日逃出“蹲监狱一样”的生活。

　　远潇说：“大多数博士生都是对学术有所追求的人，已经做好了过清贫生活的准备。我们的要求并不高，每月1000元的生活费，导师能有多一些的指导，有更宽松的学术研究环境、更多与同行交流的机会。而这些本应该并不难实现。”本报武汉12月14日电

　　中国青年报：

　　上世纪80年代初那封署名“潘晓”的信中，一句“人生的路呵，怎么越走越窄”的感叹，再次成了时下很多本科生甚至博士生们心里的困惑。

　　当年我收到博士研究生录取通知书时，我没有感到多少兴奋，更多的是矛盾、沉重、复杂，因为“读博等于赌博”的说法已经广泛流传。读博一年多以来，除了生活的单调、学术探索的艰苦之外，我感受最多的，还是生活乃至生存空间的日益逼仄。

　　在学业方面，学术界学富五车、素养深厚、能以人格魅力指引学生一生的导师也有，可惜在导师中占的比例不高，更多的是这样三种导师：一种是对学生不闻不问的导师，对学生采取放羊式管理。一周不到机房也没人过问。第二种导师导是导了，可惜是误导——指定的研究，不是脱离实际就是落后于前沿多年，也根本不考虑学生的兴趣、能力和未来发展。第三种导师虽然招学生时也希望学生有学术成就，但“吾爱真理，但吾更爱实惠”，他们更喜欢让博士生做赚钱的项目。至于报酬，自然是远远低于市场价格，给多给少，全看导师的良心，这也是许多学生称导师为“老板”的原因。

　　还有一个问题，就是我们的研究领域很窄。与硕士生的应用创新不同，博士生是要求理论上有所创新的。在分工越来越细、竞争越来越激烈的专家时代，我们只能集中于一个非常小的领域，跟踪国际前沿，不断挖掘，才有可能取得一点儿创新或进展。热门专业还可以和社会有接口，其他专业就是门前冷落鞍马稀了。以我的管理专业为例，乍看还是热门，可惜成功人士都自有管理心得，迫使这个专业的博士生只好钻到数学和理论模型里找出路，做出来的成果往往难有用武之地。

　　我们的视野也很窄。条件好的学校还购买了国外论文的数据库，需要的资料可以在线查阅，图书报刊也较丰富；条件差的学校连基本的研究条件都保证不了。做研究最好的方法是与国际同行交流，但这样做的前提是参加各种会议。参加国内的会议，费用加起来也要几千元；国际会议更不用说，论文发表就要至少交300美元，想到国外开会还要花上万元。许多学校规定经费由导师管理，很少有导师愿意为学生出这个钱。我们只能闭门造车，水平自然可想而知。国家投入科研和博士生培养的经费并不少，但有多少能真正用于博士生的培养，尤其是让我们自己支配到学术研究和交流上？

　　我们的就业去向也很窄。企业一般不愿为博士这样的高学历者付高薪酬，到高校当老师或进研究机构，就成了大多数博士毕业生的首选甚至惟一选择。而高校和研究机构里已有不少在职读博的人，还有越来越多的海归，我们想进去并不容易。即使运气好进了高校或研究机构，面对的又将是学风浮躁，造假成风，贫富不均。我们不得不反复问自己：事业成功的标准是什么？专心做学问的，现在吃不开、没市场，将来会有吗？拿了学位就是为了去钓大鱼吗？

　　在生活方面，我们的生活圈子很窄。三点一线为主的生活可以用“三位一体”来形容：一个狭小的床位、一个固定的机位、一个随便的食堂座位，加上一个瘦弱的身体。

　　更重要的是，微薄的收入无疑让我们远离了许多丰富的生活。以我为例，每月享受国家规定的500元生活费，而学校住宿费每年要1000元，扣除探亲路费、电话费这些开支，每月可支配收入也就300多元，勉强够吃饭吧。而有的学校和院系连500元都保证不了！也许有人会说，为什么不去兼职？可是如果专业不是工科或热门的，想做全职的人尚且比比皆是、就业困难，哪个单位想要兼职？就算能找到，导师允许吗？自己的研究还做不做了？

　　交往圈子也很窄，我们平时接触的除了同一实验室的人就是学术上有交流的人，我身边走向大龄的同学越来越多，而他们中大多是很优秀甚至很有魅力的。女博士生很容易成为大龄青年，成了别人眼中的“第三种人”，逼得她们大呼“我不是灭绝师太”。

　　而让我们痛苦和寒心的是，关心我们的人很少。大概除了管理部门和部分导师了解我们的窘境，社会上几乎没人知道我们的情况，更别说理解了。也有人认为我们在象牙塔里悠闲自在、无病呻吟，或者因为少数挂羊头卖狗肉的博士生而对我们整体印象不佳，认为我们大多也是沽名钓誉之徒。

　　我们希望的是，公众对于我们这个群体保持平常心，多来关心一些最好，不关心也不要鄙视挖苦；我们也不需要光环，那不能当饭吃。今年年初IT业有人累死后，许多公司减少加班、增加福利，可几个学校的博士生跳楼后，却没看到或听说谁来关注一下我们的生存状况。说实话，我们经常觉得自己就是被误解的弱势群体。

　　我们是中国青年，渴望着为青年中国的腾飞贡献力量，可读书这么多年之后，我们却成了在越来越窄的人生道路上徘徊的人。很多同学，有和我一样的疑问，谁能告诉我们，出路在哪里？

　　在读了博士生远潇给本报的来信后，GOOGLE公司中国区总裁李开复说，有这些困惑和担心，实际上是很多博士生们在读博士之前并没有认真地想过，自己是不是能耐得住寂寞做学问，是不是能抵御来自物质世界的诱惑。

　　另外，如果读博士抱有“一顶博士帽能给自己找工作时加分”的想法，不仅会增加自己学习期间的痛苦，而且在找工作时会发现，博士头衔不能有多少优势后会更加失落。

　　由于是最早进入微软公司高管层的华人，又常常在高校亮相做巡回演讲，而且还在中国创办了“开复学生网”，给中国学生解答“大到人生观，小到如何学好英语”的各种问题，这使卡内基梅隆大学毕业的工科博士李开复，在中国高校学生中的名气不小。就博士生远潇的困惑，记者专访了李开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