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次中美战略经济对话12月14日在人民大会堂开幕。中国国务院副总理吴仪和美国财政部长保尔森作为两国元首的特别代表共同主持此次对话。作为历史上规格最高的中美经济主管官员的交流活动，对话引起各方瞩目。

　　

　　12月14日，首次中美战略经济对话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开幕。中国国务院副总理吴仪和美国财政部长保尔森作为两国元首的特别代表共同主持此次对话。这是吴仪在会前会见保尔森。新华社记者李学仁摄

　　对话机制的新意所在

　　参加战略经济对话的美国政府代表团级别之高，阵容之庞大，在中美双边经济关系史上前所未有。代表团由7位部长级内阁成员组成，占美国部长级内阁成员的1/3。

　　中美经济战略对话机制的启动，反映美国对华政策的历史性转变。

　　回顾布什当选第一任总统时，白宫把克林顿时代的中美“战略合作伙伴关系”降为“战略竞争对手”，布什任第二任总统期间，将中美关系修订为“建设性合作关系”，将中国定位为“负责任的利益相关者”和“全球经济领袖”，这一次又将中国定位于“经济战略对话机制”的伙伴。

　　美国不断调整对华经济政策，是由于中国在全球经济中的地位和作用不断提高的自然结果。自上世纪80年代实行改革开放政策以来，中国在世界经济中所占的份额翻了两番，中国对全球经济增长的贡献率超过13%。过去10年间，中美两国的双边贸易增长了5倍。在经济全球化进程加快的过程中，中美两国成为推动世界经济发展的两个最有力的“引擎”。在这种新的历史条件下，任何忽视中国经济、对中国经济带有偏见的做法，不仅对中美两国经济关系的正常发展，而且对全球经济的健康发展，都将产生负面影响。

　　由于两国从战略高度认识到发展中美经济关系的重要性，今年9月20日，来华访问的美国财长保尔森与中国国务院副总理吴仪共同宣布，启动由美方提出、中方同意的中美战略经济对话机制，以落实胡锦涛主席和布什总统就此达成的重要共识。

　　在中美关系发展十分关键的时刻，美国希望通过与中国高层在经济、能源、环保以及其他广泛领域的对话，为21世纪建立一个“富有成果的成功的伙伴关系”；同时，中国也希望在战略经济对话的基础上，本着双向互利的精神，加强反恐、防扩散、防务、能源、航天、科技、教育、文化、卫生、青年等广泛领域的交流合作，充实中美建设性合作关系的内涵。

　　中美经济战略对话机制是继中美商贸联委会、经济联委会和科技联委会等现有双边磋商机制之后，中美在经贸领域的又一项高级别的重大对话机制。中美战略经济对话机制与以往其他经济协商机制相比，其新意在于，该对话机制是中美两国元首共同发起的对话机制，也是历史上规格最高的中美经济官员的交流活动；对话由过去的“就事论事”升级为“就事论略”，从单线解决某一议题改为寻求系统集成的一揽子办法，不仅仅着眼细节割裂问题，而且从全球战略的高度来“审视21世纪全球的经济，并重新定义中美之间的经济关系”；中美战略经济对话机制是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国家和最大的发达国家之间在经济领域建立的战略性对话。这个对话的内容关系到两国的共同利益，主要涉及具有全局性、战略性、长期性、宏观性的经济议题；中美战略经济对话机制的启动不仅向中美两国，而且也向全世界各国传递了一个重要信息，即中美正在为了建立一个互利的关系而努力，这个关系包括减少经济风险和减少政治和安全的风险；中美战略经济对话机制将制度化，对话一年两次，轮流在两国首都北京和华盛顿举行。

　　勾勒长远经济关系

　　美国高度重视中美首次战略经济对话，既是出于对中国经济在世界经济中地位和作用重要性的肯定，也是出于美国国内经济和政治的考虑。

　　美国国会和政府之间的权力争斗和制衡，是影响中美战略经济对话机制的重要因素之一。美国中期选举后，民主党控制了参众两院的多数席位。贸易保护主义色彩更浓的国会，将中美首次战略经济对话视为向中国施压的机会。在美国现行的政治制度下，国会议员要对本选区的选民负责，他们的提案多数反映本地区选民的意愿。有些涉及中美经济关系的提案在局部地区来看，可能对保护当地经济有利，但是从全局和战略层面看，这些提案可能会损害美国的长期利益，也不利于中美经济的可持续发展。

　　从符合两国共同利益的角度，美国国会部分议员应当摒弃“冷战思维”，从世界经济全局性、战略性、长期性、宏观性的高度来处理中美双边问题，而非仅仅从局部性、战术性、短期性、微观性层面处理双边关系；从中国方面来看，需要进一步加快经济改革的步伐，借鉴和吸取美国市场经济运作、管理等方面先进经验。中美两国应从战略的高度，而非战术的角度向世界证明，中美双方在努力贯彻执行WTO的基本原则，共同反对贸易保护主义。

　　美国国会部分议员期待中美首次战略经济对话谈出他们所满意的成果，这种期待是可以理解的。其实，中美经济战略对话机制正式启动本身就是成功，中美两国如此众多的重量级高官聚首，已经不易，他们以建设性的态度研讨双边的经贸问题本身就是一大成果。不可能期待一次对话就解决中美双方在经济关系中的所有问题，也不可能期待双方中的任何一方全面接受对方的所有要求，对话中的任何议题只要有利于中美两国人民的根本利益，即使一次谈不成，也可以创造条件逐步取得共识。

　　中国外交部发布的消息验证了这一点，称对话主题是“中国的发展道路和中国的经济发展战略”。有分析人士认为，这表明首次战略经济对话将是中美探讨长期经济关系“路线图”的开始。

　　保尔森在来华前也表示，不要期待此行可以取得即时的成果，而要以长远眼光看待美中关系。吴仪在开幕辞中说，在经济全球化深入发展的今天，加强中美在经济领域的战略对话，着重讨论两国共同关心的“全局性、战略性、长期性”的宏观经济问题，有利于增信释疑，有利于促进两国经贸合作和中美建设性合作关系，对世界经济的发展也必将产生积极影响。

　　在为期两天的对话中，中美双方就城乡均衡发展，经济的可持续增长，促进贸易和投资，能源、环境和可持续发展等问题进行了广泛而深入讨论。

　　其中，中美在能源和环保等领域的合作，例如，在共同开发能源新技术(可再生能源、生物能、核能、氢能、国际热核试验反应堆)，提高(石油、煤炭、电力、交通)能效、采用煤的清洁利用技术，加强能源信息交流，完善能源搜集和统计体系等方面，存在广泛的空间。鉴于中美两国已经成为世界最大的能源消费国这一事实，如何确保中美双边的能源安全，提高能源使用效率、减少温室气体排放量，这些对于中美双边经贸关系的健康发展，将显得格外重要。按照传统的观点，面临全球能源供给短缺的挑战，未来中美在能源问题上(尤其是在石油问题上)不可避免地发生矛盾和冲突。

　　如何解决焦点问题

　　这次历史上规格最高的中美经济主管官员之间的对话，也因为中国入世过渡期的结束而被赋予重要的象征意义。过去一年以来，美国在人民币汇率、知识产权保护、贸易不平衡等问题上不断向中国施压。入世过渡期结束后的中国可能迎来一个更为复杂和微妙的中美经贸关系新阶段。

　　知识产权保护问题。知识产权是美国国家竞争优势所在，它关系到美国的生存。因此，它会竭尽全力予以保护。中国是WTO的成员，自然会遵守国际规则。在妥善处理知识产权问题上，中美双方应当处理好三个关系：处理好维护国家利益和承担国际义务的关系，在维护国家主权和做“负责任的大国”之间保持平衡。知识产权的保护水平与本国的经济和社会发展水平相适应，不同的历史发展阶段保护的对象和重点有所不同。不能离开一国的经济和社会发展水平而抽象地谈知识产权保护问题。处理好知识产权保护(垄断)与市场竞争的关系，在促进技术创新与保持市场竞争之间保持平衡。处理好知识产权保护(垄断)与社会公共利益之间的关系，在知识产权创造者的利益和社会公共利益之间保持平衡。既要反对“知识产权的侵权”，又要防止“知识产权滥用”而损害公众的利益。

　　市场准入问题。美国希望进一步开放中国的金融、保险等服务业市场。实际上，中国已经实现了WTO的承诺，其市场准入的条件逐步由“非国民待遇”向“国民待遇”的国际标准“接轨”。比如，中国对零售业服务的市场准入条件远远高于比中国“入世”早几十年的印度(发展中国家)和日本(发达国家)。中国的金融业也逐步全面对外开放。然而，美国在市场准入问题上却对中国设置种种障碍。例如，面临美国国会政治压力，美国背离市场经济的基本原则，阻止中海油收购美国优尼科公司。受政治等非经济因素(冷战思维)的影响，美国禁止中国对美国高技术产业投资，并对华高科技出口设限。美国在市场准入问题上采取“双重标准”的做法，损害了美国企业的利益，增加了国际资本对美国投资环境的担忧。美国商会和美国制造业协会等权威机构不支持国会的“贸易保护主义”法，是希望中美双方共同努力，能进一步改善内部对外资的态度。

　　人民币汇率问题。汇率是一个国家的主权问题。美联储前任主席格林斯潘和现任主席伯南克都认为，人民币升值是中国自己的事情，与美国的贸易逆差没有直接关系。美国国会的部分议员把人民币汇率与美国对华贸易政策联系起来，声称如果人民币的升值不能满足某些国会议员的要求，将对中国采取贸易征税的制裁。人民币汇率本身是一个经济问题，如果把它同经济问题不相干的政治问题联系起来，将使问题变得十分复杂。随着中国经济改革开放进程的加快，人民币国际化进程也会进一步加快。与美国200多年的成熟金融市场经济管理相比，中国还面临国内银行系统能力差、国有企业大量坏账等压力，此外，中国还面临国内消费不足、贫富差距大和人口失业等一系列经济和社会问题，这些都决定了人民币不能过快升值，否则会严重影响中国经济发展，同时也不利于美国经济的发展。实际上，反对人民币剧烈波动的恰恰是包括美国制造业协会在内的美国在华投资企业，因为，人民币汇率不稳定将直接损害美国公司在华的经济利益。

　　总而言之，对话比对抗好，中美经济战略对话机制的启动，对中美经贸关系的健康发展、对推动世界经济的可持续发展，提供了一个良好的平台，对解决中美经贸争端带来新希望。(中国社科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研究员肖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