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花一分钱借读费，孩子就接到城里了

　　“这货没得说，面料、板型都不错，您再加一点儿就成交……”雁塔区吉祥诚信商业街的一间时装店里，阿财一边忙着和顾客讨价还价，一边偷眼瞄了瞄趴在小凳上写字的小哥俩。

　　“还是放在自己身边放心！”阿财开心地说。阿财姓林，浙江乐清人，18年前来到西安。从当学徒工开始，干过裁缝，开过制衣小作坊，到现在经营着这间10多平方米的服装店。阿财的生意一直不好，收入只够一家四口吃穿用，可提起现在的生活，阿财却笑得很由衷。

　　阿财的幸福感，是从今年8月倍增的。那天，一个多日不见的老乡打来电话：听说了没？雁塔区出台了红头文件，外来工都改称“新市民”了。

　　“全区这么多农民工，能都成新市民吗？再说，咱又没本地户口。”妻子爱燕在一旁小声嘀咕。对刚刚出台的新名词，她显然有些陌生，但更多的却还是憧憬。

　　和阿财结婚后来到西安，爱燕9年里只回过一次老家，为的是多省几个钱。两个儿子，一个跟在身边，一个留在老家由爷爷奶奶照管。“老人年纪大了，总想把孩子接到西安，可远离家乡走路吃饭都要钱，光老大上学就要几千元，两个孩子怎么负担得起？”

　　因为惦念小儿子，常常正干着活儿，爱燕就会长长叹口气。可每每想到老乡间流传着的“创富神话”：谁在西安买了房，谁过年带了1万元回家，谁包上了工程翻了身……爱燕就会放下想儿子的念头，继续埋头干活儿。

　　“新市民能解决孩子的上学问题吗？”阿财找来一份报纸，头版上是鲜红大标题《雁塔区40万外来工改称“新市民”》。文章说，8月21日，西安市雁塔区委办公室和雁塔区政府办公室联合下发文件，要求从即日起，对“新市民”以前的称呼，如“外来人口”、“外来务工人员”、“打工者”、“农民工”等，统一规范称谓为“新市民”。今后，在雁塔区的各种文件、汇报、资料以及讲话和口头称呼中，一律要用“新市民”的称谓。最令阿财心动的，是那行副标题：“新市民享有与老市民同等市民待遇”。

　　开学前几天，阿财把小儿子接到了西安。没想到，孩子真的被顺利安排在了附近的吉祥路小学，一分钱借读费都没收。

　　西安市雁塔区教育局局长赵之光介绍说，今年下半学期开始，‘新市民’子女到区内公办学校入学，收费标准与本地区学生相同。仅这一项，全区义务教育段公办学校就免除借读费1000多万元，保证了两万多新市民子女一个不少，全部入学。

　　多出的6000名学生让教育局措手不及

　　雁塔区的“新市民”政策，被不少人称为“破冰尝试”。但这次破冰带来的连锁效应，很快令当地教育局感到措手不及。

　　“往年，全区接收的新市民子女约为1.4万人。之前我们也做过调研，预计政策放开后，新增学生可能会有一两千人。”但事实出乎意料，开学那几天，从外地转入本区报到的新市民子女接踵而至，最终突破了6000人。

　　不少外区的外来务工人员，看到雁塔区免除借读费的新政策，纷纷转往雁塔区租住或工作，一些本来把孩子放在老家的新市民，也把孩子接了过来。目前，在区内公办义务段学校就读的新市民子女已突破两万人，占到学生总数的49%。而在一些热点学校，这一比例更是高达60%以上。

　　“外来工的需求很迫切，但完全可以理解。”对外来工子女应享有的平等教育权，赵之光有着深刻认识：有多少个农民工，就有多少个孩子，大批留守儿童不仅会增加家庭的不稳定性，也使孩子的学习和受教育程度受到影响，甚至可能使他们演变成社会高危群体。

　　“可是，全区学校的接收能力已到了极限，我们正进行全区教育资源的重新配置，教师、图书、微机，文体用品，甚至厕所的蹲位，都需要增加。”为确保孩子顺利入学，不少学校把老师的办公室、休息室腾出来做了教室。

　　“不仅如此，我们还需要资金的支撑。”在提交区政府的一份调研报告中，教育局算了一笔账：按照去年的生均教育费标准(小学生每人每年1043元，初中生每人每年3422元)计算，第一学年，区财政需要为新市民子女增加公用经费88万元；而要将现有的新市民子女全部送出初中，所需费用为2.7亿元。

　　除去这些，如何对超大班额进行教学管理，保证教育质量，提高新市民子女在校园中的融合度？也是需要好好研究的新问题。

　　新市民曾经受伤的心又被焐热了

　　农民工，这些为城市贡献经济增量的外来工，恰恰却是城市中最易受伤的人群。

　　64岁的陈洁，20年前和爱人从四川宜宾来到西安从事建筑工作。2000年起，由于拿不到工程款，陷入了“三角债”。后来，丈夫患病回了四川老家，只剩陈洁一人留守西安，继续讨账。

　　为索工程款，陈洁饱尝了外乡人的种种不易与艰辛，而身边一句“外地人，管她干啥！”的话，更是让陈洁“寒透了心”。

　　在这次新市民活动中，区上派出专门律师，还成立了专案组帮她讨账。临近双节，又为她送去了爱心捐款。从8月21日区新市民援助中心成立至今，类似陈洁这样的新市民务工维权案件，已受理117起，为新市民讨回工资62万余元。

　　“援助工作只是新市民政策中的一项内容。”区新市民援助中心工作人员张校军告诉记者，雁塔区对新市民的服务包括两方面：服务全体新市民、援助部分困难新市民。

　　为此，塔区已制定出20个类别的86项具体任务，内容涉及子女入学、看病就医、就业指导、困难服务等方方面面。记者发现，这些政策的操作性很强：对家庭人均收入低于雁塔区最低生活保障标准的新市民，除了每月补助200元最低生活费外，还提供一次性资金救助；指定12家医院为新市民医疗援助服务定点医院，对生活困难的新市民免收挂号费、诊疗费，治疗和手术费优惠30%，住院床位费优惠50%……

　　在劳动维权方面，政府对新市民更是“偏爱有加”：设立劳动投诉热线，对涉及新市民投诉的劳动监察案件，自立案15日内结案，对涉及新市民较多的特殊案件，须10日内结案。此外，还建立了新市民法律援助绿色通道，聘请10名律师为新市民提供援助；民政、团委、妇联等部门也从职能出发，提出了相应的援助服务内容。

　　“其他一些城市也为农民工的‘市民待遇’出台政策，但更多的是侧重在教育、就业等个别领域，但雁塔区则不同，它构建的是一个完整的政策体系，能为新市民共享社会发展成果提供实实在在的保证和支撑。”一位社科界人士说。

　　“这是政府尊重我们的第一步”

　　“真像做梦一样！”能继续读书一直是马晓娟的梦想，可她没想到，自己一名靠摆摊为生的外来工，竟有机会一下子变成“大学生”。和晓娟一同坐进教室的，是和她一样有着新市民身份、从796名竞争者中脱颖而出的53名新同学。

　　“衡量一个新市民生活幸福的条件最起码有三个，一是有活干，二是能拿到工钱，三是在生活和工作中有尊严感。”杨殿钟说。在雁塔区，入党、上大学、参与村务管理，一桩桩以前想也不敢想的事，正逐一变成新市民的生活现实。

　　第一次看到报纸上“新市民大学班”的招生消息，晓娟是一口气读完的：为帮助西安市100万名外来务工者尽快融入城市，由西安市雁塔区、西安文理学院等主办的“西安新市民高校学习中心”开始报名，这将是全国首个“新市民大学班”。

　　短短3天，“新市民大学班”的报名者就达到796人，年龄最大的64岁，最小的18岁。令考官们意想不到的是，在连续3天的海选、PK考察中，操着不同方言的新市民，讲述了自己在西安打拼的苦乐，每个人都有着令人感动的“城市故事”。

　　贺锐宏还记得从家乡刚来西安时，一次到饭馆吃饭，坐定不一会儿，进来的一位客人冲她大喊“服务员，倒茶！”小贺环顾四周只有自己一个人，便起身给那人倒了茶。这时，真正的服务员给她端来饭，客人才恍然醒悟。临走时，饭馆老板对她说声谢谢，她报以微笑。讲完自己的城市故事，小贺在考场上说：“知识可以提高一个人的修养，我的微笑就是想改变城里人对外来工的认识。”

　　“这是政府尊重我们的第一步。”从陕南山区来西安打工的李刚说。就在不久前，李刚加入了工会，因为户口不在西安，入党的愿望一直深埋在小伙子心里。“最终，我决定找工会主席，跟他谈了这个愿望，他答应想办法。”没想到，不久前李刚真的被电子城街道非公企业联合党支部吸收为预备党员。

　　“考试已不单是选拔，更成为一次交流、学习的过程。新市民展示了他们自信、自强、奉献的一面，也让我们这些老市民从他们身上学到了朴实、真诚、宽容和爱。”西安市民曹晋磊说，今后我会尝试着去接近他们、了解他们，因为他们也是我们社会中的一员。

　　目前，雁塔区的一些街道办正尝试由新市民参与村务、村政建设管理。虽然由于村委会的选举权、被选举权与村民经济利益分配密切挂钩，新市民尚无法参与表决，但在公共服务领域，尤其是与生活关系密切的事务决策，以及知情权、建议权、参与权等已经面向新市民放开。对于新市民能否享有人大、政协的相关权利，雁塔区也已着手研究，酝酿从新市民中产生“准人大代表”，旁听人大会议，并在建议权方面给予倾斜。

　　新政策是棵幼苗，要先把它扶植起来

　　“新市民政策是个新生事物，没有成型模式可供借鉴，很多问题都需要在探索中逐步发现和解决。但它无疑是顺应时代需求的，需要先把它扶植起来。”有专家表示。

　　今年年初出台的《国务院关于解决农民工问题的若干意见》，是我国解决农民工问题的重要指导性文件。文件指出，农民工是中国改革开放和工业化、城镇化进程中涌现出的一支新型劳动大军；他们为城市繁荣、农村发展和国家现代化建设作出了重大贡献；解决农民工问题要坚持公平对待，一视同仁。

　　以陕西省为例。去年公布的全国经济普查资料显示，该省GDP由全国第22位一举跃升至第19位，令人惊奇的是，这3位的增长不是靠高新技术、不是靠大型制造，而是靠服务业，服务业中靠的也不是金融、航空、铁路，邮政等大型国有行业，而是那些“不起眼”的餐饮、美容、家政、装修行业。这些行业都是原来没有统计，或因不受重视而未纳入统计序列的，但正是这些农民工高度集中的行业，将陕西的GDP拉动了3个位次。

　　“外来工为城市发展出了力、流了汗，得到的回报却很少。没有他们，我们不可能发展这么快。如果继续使用歧视性的称呼指代这一群体，将可能引起外来务工人员自我认同的困惑，并阻碍城市的进一步发展。”雁塔区区委书记杨殿钟表示：“我们的财富是包括这些新市民在内的雁塔人共同创造的，他们理应共享发展成果。”

　　“从表面看，似乎是政府为新市民子女上学多掏了钱，实际上这都是他们应得的，不是施舍。”采访中，杨殿钟不止一次阐述了这个观点：外来工多为青壮年，他们受教育在家乡，45岁以后又有部分选择返乡，城市用极低的成本，换回的是却是正当“季”的劳动力。

　　杨殿钟还从经济学角度论证这一问题：“外来工来了不要紧，来了就要租房、上学、消费、找工作，能带动雁塔区的三产发展，还提供劳动力。”雁塔区8万农户中至少每户有1个成员以出租房屋为职业，区内城中村村民的收入目前大部分来自房租，“这就是外来工最直接的一个贡献。”

　　新政策考验政府管理能力

　　“新市民政策带来的效果毋庸置疑，但还有相当多的问题需要进一步研究和化解。”一位政府工作人员说。

　　新市民政策的实施，对城市功能、管理能力、政府财政等很多方面都存在考验。这其中，公共教育无疑承受着最直接的压力。雁塔区的校舍规模，是根据65万常住人口的标准配置，目前已经在努力挖潜。春节临近，新市民返乡后带来宣传效应，明春开学新一轮的入学高峰已无法避免。凭一个区的能力，还能不能应对？

　　区人大主任王变叶说，在成都、武汉等城市，政府的做法是为外来工子女兴建新学校，但对于经济欠发达的西部地区来说，这样的投资无疑很难实现。

　　“学生增多了，老师的任务增加了，学校的‘收入’却减少了。”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校长坦言。

　　而对于大多新市民来说，他们最担心的，是政策能否持续下去？新市民政策推出后，各类新事务潮水般涌向各级职能部门。一些干部坦言：什么事都由政府部门大包大揽，现在靠的是热情，时间长了，谁还能保证能继续办下去？

　　“不可否认，靠一个区的力量，要在短期内让新市民做到和老市民的完全平等，是有困难的。目前，我们所提供的工作，只能是最基本的一些服务和援助。但我们相信，随着国家构建和谐社会政策的不断完善和出台，在不会长的时间内，这些问题逐步都会得到解决。”雁塔区区委书记杨殿钟说。(孙海华)

　　记者评论

　　给外来人口应有的尊重和权利

　　“一个地区发展越快，诱发的社会问题、犯罪案例就会越多。近两年，作为一个新的经济发展亮点，雁塔区外来人口急剧增多，各类案件随之逐年攀高。”拿着一份刚刚完成的《雁塔区刑侦工作形势分析材料》，西安市公安局雁塔分局局长孙建华对记者说。数字显示，今年1至11月，雁塔区共发各类案件7774起，较去年同期上涨7倍还多。警方压力倍增，仅破案率一项，全区700多名警员人均破案数量已超两起。值得注意的是，这些案件中，84.19%发生在外来人口聚居的城中村；其中80%以上作案人员为外来人口；已破获的35起命案中，外来人员作案的27起，占77.7%。

　　从案发类型看，以谋财为目的的“侵财”案件最多，有6500起，占发案总数的90%以上：2006年10月28日凌晨，3名外来人员因盗割公园照明电缆被拘，事后查明，这3人来西安后均居无定所，打零工、拣废品难以满足生活所需，便常常顺手牵羊，盗得赃款用于上网、吃饭；12月1日，宁夏泾源人马某在手机店行窃被抓，他是在私人小饭馆打工被辞后，一直找不到新工作，生活所迫走上歧途……

　　这样的案例不胜枚举。在对这些嫌疑人进行原户籍地调查时，警方发现了一个值得深思的现象：在家乡时，他们中绝大多数从未显现出犯罪倾向，不少都是当地村民有口皆碑的“老实人”。

　　从偏远乡村来到城市，外来人口更易受到歧视，产生自卑。另外，自身受教育程度不高，缺乏技能，使他们很难找到理想的工作，加之缺乏应有权益的保障，这些外来人员更易遭遇社会不公。而他们面对的，却是城市人相对宽松、优越的生活条件，强烈的反差很容易引起这部分人的心态失衡，导致犯罪的发生。

　　“因此，给予外来人员应有的尊重和权利，必须引起全社会的关注。”孙建华的看法，在陕西省社科院日前公布的《外来工社会融入调查评估报告》中得到印证。

　　根据调查，46%的外来人口感觉到城里人的歧视。同时，由于缺乏安全感，78.5%的受访者希望掌握一些维权知识，67%的外来人员认为媒体对他们关注太少。

　　“最担心的，当然是老板说话不算数。”一名受访者的话，令主持此次调查的陕西省社科院民意调查中心主任谷孟宾记忆犹新。调查显示，外来人员主要的压力、不满、受挫、受骗来自于企业老板等人群；企业工资太低、工作时间长、克扣工资等问题，是他们在工作方面面临的主要问题。

　　“遇到这些问题时，他们一般会选择忍受。无法承受时，他们会离开企业，哪怕拿不到工资。”谷孟宾说，对“与老板谈工资福利”这一问题，大多数受访者认为几乎没有谈的余地。现实中，迫于安全和成本的考虑，也的确很少有外来人员跟老板直接发生冲突。另外，也几乎没有人去寻求司法、劳动等部门的帮助，或工会、妇联等机构的支持，原因是这些机构尚未在这一人群中建立起足够的信任度。

　　与此同时，许多外来人员表达了对社会交往的强烈需求：85.5%的人对扩大社会交往抱有浓厚兴趣，65%的人希望能在接受培训时结识一些朋友。

　　“他们渴望走出人际‘孤岛’，在城市里构建自己的朋友圈子，以减轻自己的生存压力。”深度访谈环节中，一部分人表达了外来工的普遍想法：城市中的生活让人感觉压抑，孤军奋战，以及目标、现实间的差异让人透不过气，多认识些朋友，就是希望困难时能有人帮一把。但他们对朋友圈的选择期待，却仍然趋向于老乡，以及同行业的外来人员，而非城市人群。

　　“其实，有时候城里人并非是歧视他们，而是在同情，但这种同情是居高临下的，这就进一步固化了外来人口的心理弱势，影响了他们融入这个社会的积极性。”谷孟宾分析说，“我们不仅要帮助外来人口，更重要的是要和他们建立一个平等交往的关系。”

　　“善待外来工，也是市民的一种福利。”雁塔区区委书记杨殿钟说，以西安市为例，市区不到400万人口中，有100万是外来人员，怎样让他们尽快融入城市，是一个刻不容缓的问题。否则，他们就有可能随时被城市边缘化，成为潜在的“城市高危人群”，直接危及城市的安定与和谐发展。“不关心他们，构建和谐社会只能是一句空话。”(孙海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