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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个体户正在消逝 将凸显社会阶层划分的隐忧

www.zjol.com.cn  2006年12月20日 07:21:00  浙江在线新闻网站

  个体经济的哀歌

  被冷落了多年的“个体户”,近几个月里突然成为焦点,登上许多报纸和网站的醒目位置。标题是:7年间,个体户减少650多万。

  据国家工商总局的统计,1999年,我国实有个体工商户3160万户,而截至2006年6月,这个数字变成了2505.7万。

  个体户日渐“消逝”?生活中的人们可顾不上辨析这个问题,就像安徽籍的小唐夫妇,他们依旧日复一日在北京继续着那算不得“个体户”的个体户生活。即便是在深冬,他们也总会在每天晚上8点左右,骑车来到北京大学西门外的一条胡同里。

  这名海军转业兵,麻利地支起他的烧烤铺子。一个四腿木架,一个铁皮炭炉,三五个塑料马扎,构成他所有的经营工具。然后,他燃起炭火,一边招揽生意,一边习惯性地左右张望。

  小唐符合个体经营的几乎所有条件,然而他并没有进入中国个体户的统计数据。因为他的经营,被认定为“非法”。

  这样一架炭炉,在个体经济发轫的上世纪80年代初,一度十分普遍。20多年前,这东西象征着社会的希望。

  有人开始怀念中国个体户的“好日子”。一家主流网站,发布了一组名为“看看八十年代中国的个体户们”的照片。照片上,有街边衣服小摊,挂着“文明经商”、“礼貌服务”的白底红字招牌;有留着刚兴起的“青年头”的小伙子,当街支起的“缝纫机”,为排队等候的顾客缝补衣服;还有沾满污垢的灰白色铁炉,上面架一个热气腾腾的铝盆,里面盛着茶叶蛋。

  这段日子,被专家视为中国个体经济起步的关键。勤劳致富重新成为光荣的行为,当时新的宪法修正案规定,“国家保护个体经济的合法权利和利益”。某省副省长更是公开表示:“哪个地方个体经济发展了,哪个地方就富裕。”

  “这是中国一代先富者事业的雏形。”有人对照片作出评论。然而,时过境迁,当年的财富雏形,如今成为清理的对象。

  北京老秀水市场的个体户老张,是消逝了的650多万个体户之一。如今,偶尔路过老秀水街,他会短暂陷入对自己过去拼搏和辉煌的回忆中。

  当时,秀水市场还未建立,只是一批聚集在那里贩卖小商品的商贩。老张记得,创业之初,为了进一批衣服,他在大冬天守着发货的仓库,一蹲就是一夜。

  而他更深的记忆,则是如何与管理人员“打游击”。那时,“个体户”还没被承认,墙上经常能看到“打击投机倒把”的白漆标语。为了行动方便,多数商贩都有一辆三轮车,管理人员一出现,大家招呼一声,一哄而散,“追都追不上”。

  如今,老张常常在街头亲眼所见,也在报纸、电视和网络上看到,当年他们的遭遇,正重新上演。

  只不过,当时孕育着个体经济希望的这一幕,在今天重新上演时,却似乎是在唱响个体经济的哀歌。最新的证据是,2006年,有的城市,将创建“无摊城市”作为塑造城市新形象的目标。

  开店?哪有那么容易咧!

  在夜幕的掩护下,非法经营者小唐,一边扇火,一边左右望着胡同两头。有时候,他忽然全身一紧,死盯着看一会儿,然后松一口气。

  突然间一声吆喝,他便和左右同行一起,双手端起炭炉,迅速消失在黑影里。也有的时候,逃跑是失败的,他只好跟着对方到办公室蹲一夜。

  小唐已经记不清自己被“罚没”过多少东西。“为什么不去开家店?”有人问。

  他呵呵一笑,一边低头忙活,一边敷衍地答道:“要开,将来一定要开。”

  在他的心里,将来最美好的事情,是在北京街头,有一家小小的门脸。不过,身旁年轻的妻子则会露出惊异的神色:“哪有那么容易咧!”

  “一丁点儿的小房子就要好几千一个月,还得办手续,花好多钱。”她说。对他们来说,房租、手续、税收等等,都是棘手的问题。

  针对此类状况,中央党校政策研究室副主任周天勇表示,与当年国家大力扶持不同,如今的中国个体户们,遭遇了“严苛的政府规制”。

  首当其冲的高门槛就是“准入”制度,这已成为个体户日渐减少的重要原因之一。周天勇称,擦皮鞋、卖冰棍、修理自行车,这些普通的经营在许多国家并不需要登记注册,而在国内,不注册就是非法。有些城市甚至提出,连收废品都要统一注册、统一着装。

  不少有心摆脱“非法”的普通经营者,往往在严格的登记制度和繁琐的审批程序面前,望而却步。

  美国哈佛大学、耶鲁大学和世界银行的学者曾对85个国家和地区的创业环境做过系统调查,结果表明,从注册一家公司到开业平均所必经的审批步骤数,中国内地为7道,需经的工作日天数达到111天,而环境较好的某些国家只需要两天。

  根据官方公布的各种注册、执照申请与审批费用来判断,完成审批所需的显性费用,占据了中国人均年薪的11%,远高出许多国家平均1%这一数额。

  《行政许可法》颁布后,各级机关部门的审批程序大大减少。不过,阻碍个体户“合法”的门槛,依然以各种方式存在。

  而在“准入”高门槛之外,小唐夫妇开店的梦想还面临着更多的屏障。在“个体和私营经济作为非公有制经济,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的提法写进宪法许多年后,众多个体户和准个体户发觉,歧视性政策仍然存在。

  2006年6月,北京市工商局“为了规范市场秩序”,停止民宅商用的登记。周天勇认为,这是对个体户发展“雪上加霜”:假设一个租用民宅,每月只需5000元租金的个体户,不得不搬离原来的工作地点,在本就紧张的资金中拿出昂贵得多的租金来。

  何况,租金只是个体户们沉重的负担的一部分。

  福建省古田县国税局调查过该县集贸市场的个体鱼摊。这些个人摊位,不到2米长,每月负担各种税费730~780元不等,其中税收只有260元,而摊位费、工商管理费、卫生费、检疫费、治安费、教育费等费用,是税收的两倍以上。

  专家称,由于我国经济法规不健全,个体户在成长过程中由没有人管,到谁都想管,经济负担不断加重。周天勇就连用几个“特别多”来强调政府各部门的收费和罚款。

  全国工商联相关调查显示,繁重的政府收费使个体和私营企业的成本不断提高。调查罗列了某些地方个体和私营企业需缴纳的费用,包括卫生费、劳动用工年检费、土地发放费、耕地占补开发费、出外经营手续费、工商年鉴公告费、造地专项基金、发票结报费、市政押金、电脑票据工本费、土地设施管理费、房产抵押管理费等各项政府征收税费和基金多达375种。而这还不包括各种摊派、赞助、协会收费、有偿宣传费、部门下达的报纸杂志费和非生产性招待费用。

  有评论指出,自从1999年工商部门实行垂直管理以后,一些工商部门的工作重心不放在维护公正市场秩序上,而是热衷于收费,只关心工商收费额的多少。

  “税费负担沉重是个体户数量锐减的罪魁祸首。”评论称。

  与政府管理功能“过度”同时存在的,则是政府对创业服务相当程度上的缺位。这被认为是妨碍个体户生存的制度性因素。

  与各部门“情理之内”的索取相比,个体户们几乎得不到什么服务,而且还会遭遇“意料之外的成本和障碍”。

  据透露,北京市每年有大量创业基金和项目基金,但由于基层执行力度不够,往往到不了真正的创业者手中。而由国家提供的创业无抵押小额贷款,在北京市一个区,5年以来只发放了不到10笔。

  对小唐夫妇这样渴望一间“小小的门脸”的人们来说,这些其实存在的扶持资金,却总是那么遥不可及。中国的创业服务严重缺失,有专家称,这让众多个体户的创业活力遭遇了“制度性冷漠”。

  哪怕是为了生存

  这是2006年冬天,发生在北京市中关村街头的真实一幕。几名城管正忙活着将刚罚没的一辆烤红薯用的三轮车抬上拖车,一个头戴绿色围巾、有些瑟缩的中年妇女在边上哀求。

  “求求你还给俺吧,俺以后不在这儿卖了。”

  “哪儿都别卖了,你还是回老家去吧!”

  “回老家……挣不着钱啊,你说。”中年妇女挤出个苦巴巴的笑容。

  在城市街头,这样的情景并不鲜见。“回老家,挣不着钱”的故事,同样发生在小唐夫妇,和他们所有外出打工的同乡身上。

  与此相关的是,据2005年的一份国际调查数据显示,中国的个体户,超过半数为生存型创业,而非机会型创业。

  而另一份清华大学所做的调查显示,生存型创业在我国目前创业总量中的比例,占据了九成。这些创业者,大多为下岗工人、失去土地或因种种原因不愿困守乡村的农民,以及刚刚毕业找不到工作的大学生。

  有人用通俗的话对“生存型创业”进行解释:没有更好的工作选择,只是为了“活下去”。其创业范围,多局限于商业贸易,如零售、个人服务、教育服务、社会服务等行业。与拥有技术和资金准备的创业者相比,生存型创业者往往个人能力较低,自身缺乏竞争力。

  这种前提下,如果国家政策在财政、金融、行政管理、信息等各方面,都没能给他们提供有力和有效的支持,同时又缺乏中间机构和组织,为他们提供切实有用的辅导,那么,其失败便很难避免。

  “个体经济天然地对其生存环境最为敏感,由于其弱小无助,大多来自底层失业贫困人群,在很大程度上,最需要政府的积极扶持和良好的外在市场环境,才能够生存下来。”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研究员刘小玄和赵世勇撰文称,如今的个体经济,连赖以谋生的最低要求都难以实现。

  个体户“没有交易自由,没有地位,没有尊严”,文章指出,因此最基本的也是最重要的,“是要为每个百姓提供必需的就业机会,使他们都能通过市场实现自食其力”。

  个体经济的式微,已成为中国社会的现实难题。在全球商业运营活动的便利性排名里,中国位居175个经济体中的第93位,而在开办企业排名里,仅列第128位。这与让整个世界为之惊叹的“中国经济奇迹”远不相称。

  社会学家担心,个体经济的没落,将凸显社会阶层划分的隐忧,使中国社会难以摆脱不稳定的“洋葱头形”社会结构,建立稳固的“橄榄形”社会结构。


来源: 人民网 作者: 编辑: 何始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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