个体经济的哀歌

　　被冷落了多年的“个体户”，近几个月里突然成为焦点，登上许多报纸和网站的醒目位置。标题是：7年间，个体户减少650多万。

　　据国家工商总局的统计，1999年，我国实有个体工商户3160万户，而截至2006年6月，这个数字变成了2505.7万。

　　个体户日渐“消逝”？生活中的人们可顾不上辨析这个问题，就像安徽籍的小唐夫妇，他们依旧日复一日在北京继续着那算不得“个体户”的个体户生活。即便是在深冬，他们也总会在每天晚上8点左右，骑车来到北京大学西门外的一条胡同里。

　　这名海军转业兵，麻利地支起他的烧烤铺子。一个四腿木架，一个铁皮炭炉，三五个塑料马扎，构成他所有的经营工具。然后，他燃起炭火，一边招揽生意，一边习惯性地左右张望。

　　小唐符合个体经营的几乎所有条件，然而他并没有进入中国个体户的统计数据。因为他的经营，被认定为“非法”。

　　这样一架炭炉，在个体经济发轫的上世纪80年代初，一度十分普遍。20多年前，这东西象征着社会的希望。

　　有人开始怀念中国个体户的“好日子”。一家主流网站，发布了一组名为“看看八十年代中国的个体户们”的照片。照片上，有街边衣服小摊，挂着“文明经商”、“礼貌服务”的白底红字招牌；有留着刚兴起的“青年头”的小伙子，当街支起的“缝纫机”，为排队等候的顾客缝补衣服；还有沾满污垢的灰白色铁炉，上面架一个热气腾腾的铝盆，里面盛着茶叶蛋。

　　这段日子，被专家视为中国个体经济起步的关键。勤劳致富重新成为光荣的行为，当时新的宪法修正案规定，“国家保护个体经济的合法权利和利益”。某省副省长更是公开表示：“哪个地方个体经济发展了，哪个地方就富裕。”

　　“这是中国一代先富者事业的雏形。”有人对照片作出评论。然而，时过境迁，当年的财富雏形，如今成为清理的对象。

　　北京老秀水市场的个体户老张，是消逝了的650多万个体户之一。如今，偶尔路过老秀水街，他会短暂陷入对自己过去拼搏和辉煌的回忆中。

　　当时，秀水市场还未建立，只是一批聚集在那里贩卖小商品的商贩。老张记得，创业之初，为了进一批衣服，他在大冬天守着发货的仓库，一蹲就是一夜。

　　而他更深的记忆，则是如何与管理人员“打游击”。那时，“个体户”还没被承认，墙上经常能看到“打击投机倒把”的白漆标语。为了行动方便，多数商贩都有一辆三轮车，管理人员一出现，大家招呼一声，一哄而散，“追都追不上”。

　　如今，老张常常在街头亲眼所见，也在报纸、电视和网络上看到，当年他们的遭遇，正重新上演。

　　只不过，当时孕育着个体经济希望的这一幕，在今天重新上演时，却似乎是在唱响个体经济的哀歌。最新的证据是，2006年，有的城市，将创建“无摊城市”作为塑造城市新形象的目标。

　　开店？哪有那么容易咧！

　　在夜幕的掩护下，非法经营者小唐，一边扇火，一边左右望着胡同两头。有时候，他忽然全身一紧，死盯着看一会儿，然后松一口气。

　　突然间一声吆喝，他便和左右同行一起，双手端起炭炉，迅速消失在黑影里。也有的时候，逃跑是失败的，他只好跟着对方到办公室蹲一夜。

　　小唐已经记不清自己被“罚没”过多少东西。“为什么不去开家店？”有人问。

　　他呵呵一笑，一边低头忙活，一边敷衍地答道：“要开，将来一定要开。”

　　在他的心里，将来最美好的事情，是在北京街头，有一家小小的门脸。不过，身旁年轻的妻子则会露出惊异的神色：“哪有那么容易咧！”

　　“一丁点儿的小房子就要好几千一个月，还得办手续，花好多钱。”她说。对他们来说，房租、手续、税收等等，都是棘手的问题。

　　针对此类状况，中央党校政策研究室副主任周天勇表示，与当年国家大力扶持不同，如今的中国个体户们，遭遇了“严苛的政府规制”。

　　首当其冲的高门槛就是“准入”制度，这已成为个体户日渐减少的重要原因之一。周天勇称，擦皮鞋、卖冰棍、修理自行车，这些普通的经营在许多国家并不需要登记注册，而在国内，不注册就是非法。有些城市甚至提出，连收废品都要统一注册、统一着装。

　　不少有心摆脱“非法”的普通经营者，往往在严格的登记制度和繁琐的审批程序面前，望而却步。

　　美国哈佛大学、耶鲁大学和世界银行的学者曾对85个国家和地区的创业环境做过系统调查，结果表明，从注册一家公司到开业平均所必经的审批步骤数，中国内地为7道，需经的工作日天数达到111天，而环境较好的某些国家只需要两天。

　　根据官方公布的各种注册、执照申请与审批费用来判断，完成审批所需的显性费用，占据了中国人均年薪的11%，远高出许多国家平均1%这一数额。

　　《行政许可法》颁布后，各级机关部门的审批程序大大减少。不过，阻碍个体户“合法”的门槛，依然以各种方式存在。

　　而在“准入”高门槛之外，小唐夫妇开店的梦想还面临着更多的屏障。在“个体和私营经济作为非公有制经济，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的提法写进宪法许多年后，众多个体户和准个体户发觉，歧视性政策仍然存在。

　　2006年6月，北京市工商局“为了规范市场秩序”，停止民宅商用的登记。周天勇认为，这是对个体户发展“雪上加霜”：假设一个租用民宅，每月只需5000元租金的个体户，不得不搬离原来的工作地点，在本就紧张的资金中拿出昂贵得多的租金来。

　　何况，租金只是个体户们沉重的负担的一部分。

　　福建省古田县国税局调查过该县集贸市场的个体鱼摊。这些个人摊位，不到2米长，每月负担各种税费730~780元不等，其中税收只有260元，而摊位费、工商管理费、卫生费、检疫费、治安费、教育费等费用，是税收的两倍以上。

　　专家称，由于我国经济法规不健全，个体户在成长过程中由没有人管，到谁都想管，经济负担不断加重。周天勇就连用几个“特别多”来强调政府各部门的收费和罚款。

　　全国工商联相关调查显示，繁重的政府收费使个体和私营企业的成本不断提高。调查罗列了某些地方个体和私营企业需缴纳的费用，包括卫生费、劳动用工年检费、土地发放费、耕地占补开发费、出外经营手续费、工商年鉴公告费、造地专项基金、发票结报费、市政押金、电脑票据工本费、土地设施管理费、房产抵押管理费等各项政府征收税费和基金多达375种。而这还不包括各种摊派、赞助、协会收费、有偿宣传费、部门下达的报纸杂志费和非生产性招待费用。

　　有评论指出，自从1999年工商部门实行垂直管理以后，一些工商部门的工作重心不放在维护公正市场秩序上，而是热衷于收费，只关心工商收费额的多少。

　　“税费负担沉重是个体户数量锐减的罪魁祸首。”评论称。

　　与政府管理功能“过度”同时存在的，则是政府对创业服务相当程度上的缺位。这被认为是妨碍个体户生存的制度性因素。

　　与各部门“情理之内”的索取相比，个体户们几乎得不到什么服务，而且还会遭遇“意料之外的成本和障碍”。

　　据透露，北京市每年有大量创业基金和项目基金，但由于基层执行力度不够，往往到不了真正的创业者手中。而由国家提供的创业无抵押小额贷款，在北京市一个区，5年以来只发放了不到10笔。

　　对小唐夫妇这样渴望一间“小小的门脸”的人们来说，这些其实存在的扶持资金，却总是那么遥不可及。中国的创业服务严重缺失，有专家称，这让众多个体户的创业活力遭遇了“制度性冷漠”。

　　哪怕是为了生存

　　这是2006年冬天，发生在北京市中关村街头的真实一幕。几名城管正忙活着将刚罚没的一辆烤红薯用的三轮车抬上拖车，一个头戴绿色围巾、有些瑟缩的中年妇女在边上哀求。

　　“求求你还给俺吧，俺以后不在这儿卖了。”

　　“哪儿都别卖了，你还是回老家去吧！”

　　“回老家……挣不着钱啊，你说。”中年妇女挤出个苦巴巴的笑容。

　　在城市街头，这样的情景并不鲜见。“回老家，挣不着钱”的故事，同样发生在小唐夫妇，和他们所有外出打工的同乡身上。

　　与此相关的是，据2005年的一份国际调查数据显示，中国的个体户，超过半数为生存型创业，而非机会型创业。

　　而另一份清华大学所做的调查显示，生存型创业在我国目前创业总量中的比例，占据了九成。这些创业者，大多为下岗工人、失去土地或因种种原因不愿困守乡村的农民，以及刚刚毕业找不到工作的大学生。

　　有人用通俗的话对“生存型创业”进行解释：没有更好的工作选择，只是为了“活下去”。其创业范围，多局限于商业贸易，如零售、个人服务、教育服务、社会服务等行业。与拥有技术和资金准备的创业者相比，生存型创业者往往个人能力较低，自身缺乏竞争力。

　　这种前提下，如果国家政策在财政、金融、行政管理、信息等各方面，都没能给他们提供有力和有效的支持，同时又缺乏中间机构和组织，为他们提供切实有用的辅导，那么，其失败便很难避免。

　　“个体经济天然地对其生存环境最为敏感，由于其弱小无助，大多来自底层失业贫困人群，在很大程度上，最需要政府的积极扶持和良好的外在市场环境，才能够生存下来。”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研究员刘小玄和赵世勇撰文称，如今的个体经济，连赖以谋生的最低要求都难以实现。

　　个体户“没有交易自由，没有地位，没有尊严”，文章指出，因此最基本的也是最重要的，“是要为每个百姓提供必需的就业机会，使他们都能通过市场实现自食其力”。

　　个体经济的式微，已成为中国社会的现实难题。在全球商业运营活动的便利性排名里，中国位居175个经济体中的第93位，而在开办企业排名里，仅列第128位。这与让整个世界为之惊叹的“中国经济奇迹”远不相称。

　　社会学家担心，个体经济的没落，将凸显社会阶层划分的隐忧，使中国社会难以摆脱不稳定的“洋葱头形”社会结构，建立稳固的“橄榄形”社会结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