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新网1月4日电 香港《大公报》3日载文称，大多数中国家庭对于幸福的愿景有着大体一致的向往，无非是有份工作、有套住房、孩子上得起学、老人看得起病、生活有起码的保障。时代变革所带来的巨大裂变，让一些人率先步入了幸福的行列，却也留给更多的普通人难以磨灭的烦忧。送走二○○六，又迎来二○○七，幸福的征途还有多远？一位北京市民的回答也许代表了大部分人的心声，“现实虽不尽如人意，我仍愿意相信，未来将美梦成真。” ●住房：看得见 摸得着 二○○六年是中国房地产业备受关注的一年。这一年，没有哪个领域比它承受的调控力度更大，也没有哪个领域能如此强烈地牵动上至中央政府、下至普通市民的神经。大家的心情，时而欢喜时而忧，时而兴奋时而沮丧。北京市宣武区大栅栏的老纪，也是其中的一员。 随着轰隆作响的推土机大举开进，老纪所在的旧城区开始启动拆迁工程。整个二○○六年，老纪就加入了搬出祖屋、寻觅新房的动迁大军行列。 比起他那人均不到四平米的破旧老房子，外面哪一幢楼房都显得光鲜亮丽。“只是那价钱，”老纪苦笑地说，“简直是天文数字啊。” 就新房而言，离他家不远的新世界半年不到已从一万出头涨到一万七。即使退而求其次，二手房的房价同样令人咋舌。一套八十平方米的二手房开价时五十七万元，过几个月再看已经涨至七十二万元。尽管这样，每一个售楼小姐都说，楼盘一开盘，购房者已蜂拥而至，“朝向好的已经没了。”在这种躁狂不安的奇特氛围中，老纪和其他惟恐落后于人的购房者一样，“巡城马”似的跑遍了几乎大半个北京城，却也只能望楼兴叹。 在这期间，“国六条”、“十五条”相继出台，中央将房地产发展目标转向深切关怀中低收入人群住房，并从“原则”规定转向量化“落实”。 国家统计局的报告显示，前三季度国内七十个大中城市的房价涨幅已回落了二点四个百分点。但也指出，一些城市房价上涨仍然过快，调控措施尚未完全到位。 不管二○○七年房地产行业还将迎来怎样的博弈和厮杀，老纪只希望，国家的宏观调控政策能一一奏效，让老百姓都圆得上安居梦。“实在不行，只能考虑郊区的房子了。就怕哪天不小心，就蹓跶到河北去了。”老纪憨厚的笑里有一丝豁达，也有一丝无奈。 ●食品：民不以食为“惊” “民以食为天”、“谨防病从口入”……这些古训，足以说明中国人对食品安全的重视。然而，二○○六年爆发的一系列食品安全问题，却不断地搅动着中国人餐桌的平静。 六月，北京第一例食用福寿螺导致的广州管圆线虫病患者确诊。七月，电视台曝光湖北武汉等地的“人造蜂蜜”事件。八月，浙江省台州市的毒猪油事件和南京市的“口水油”沸腾鱼相继见报。九月，上海市发生多起瘦肉精食物中毒事故。十一月，“苏丹红”鸭蛋和“嗑药”多宝鱼席卷而来，部分桂花鱼样本还被验出含孔雀石绿。接二连三的食品安全事故，几乎到了令人谈“食”色变的地步。 更让消费者惊慌失措的是，这些食品安全问题，几乎无一例外均由媒体事先曝光，监管部门随后才介入处理。“那没被曝光的呢？”一位长年掌管家中餐桌采购事务的吴大姐忧心忡忡地说，“难道只有依靠媒体在前线深挖追究，职能部门才知道自己该做什么吗？” 目前到达百姓餐桌上的食品，需经过一条漫长产业链，其间涉及的诸多监管环节，由农业、质监、卫生、工商、药监、检验检疫、食品药品监督管理等多个部门分管。正是这种“铁路警察，各管一段”的情况，造成了食品监管上漏洞百出、相互推诿的情况。 “二○○七年，希望监管部门能从亡羊补牢转为防患未然，让我们吃得放心、安心，”吴大姐说，“这应该是我们对政府最基本的要求了。” ●收入：缩差距 共富裕 在今天的中国，一边厢，失业下岗、生活艰辛的人为数不少，另一边厢，国际奢侈品展览上购者云集，有人一掷千金，竟为了个纯金镶钻的坐厕。 中国社会科学院发布的《二○○五年社会蓝皮书》显示，二○○五年城市居民中最富有的百分之十家庭与最贫穷的百分之十家庭人均可支配收入差距超过八倍，有六成城镇居民的人均可支配收入达不到平均水平。贫富悬殊则到了令人震惊的地步。二○○六年，一项旨在化解阶层冲突、弥合社会裂痕的变革悄然进行，在中央主导下开始推进。 五月二十六日，中共中央召开政治局会议，专门研究改革收入分配制度和规范收入分配秩序问题。十月，党的十六届六中全会再次将分配体制改革作为重要议题之一，并详细确定了改革的原则、目标及部署，采用“补低、扩中、调高”策略。 种种迹象表明，收入分配制度的改革正逐步走向深入。不过，既要减少社会矛盾让更多人分享经济成果，又不能破坏合理的市场分配规则。“共富时代”如何实现“财富分配的和谐”，在效率与公平之间寻求平衡，无疑是对中共执政能力的重大考验。 ●教育：“名牌衫”与廉价衣 二○○六年，教育部发言人王旭明是备受非议的新闻人物之一。他在接受新华社采访中的一段“教育购衣论”，可谓石破天惊。“教育就好比逛市场买东西，如果有钱，可以买一万元一套的衣服；如果没钱，就只能去小店，买一百元一套的衣服。”此言一出，舆论哗然。 数字是最好的论据。教育改革之前，全国高校的年人均学费仅为二○○元，一九九七年实现“公费生”和“自费生”并轨收费，学费标准开始节节攀升，目前已达五千元左右。也就是说，近二十多年，中国城镇居民的人均收入增长不过三致五倍，而大学学费的涨幅却高达二十五倍至五十倍。 今年“两会”期间，全国政协委员鲍义志的提案显示，按照目前的收费标准，一个西部贫困农民必须用三十五年的纯收入才能供出一个大学生。 除了上学贵之外，就业难，是莘莘学子另一项沉重的负担。“毕业了，我们一起失业”，成为校园中流传甚广的告别语。奔波于各大招聘集会的大学生往往有着背水一战的壮烈感言，“找不到工作，无颜见江东父老。只要单位管吃管住，哪怕没有底薪也可以。” 令人忧虑的是，今天中国教育的两道门，一道门是昂贵的票价当道，一道门是涌堵的人群拦路。何去何从，拭目以待。 ●医疗：天价何时了 日前，中国社会科学院发表最新一期《社会蓝皮书》，除了食品之后，医疗竟成了家庭消费中最重要的一项，高达百分之十一点八，成为最突出的民生问题。 今年六月，中央正式批覆成立多部委医改协调小组；九月，该小组由发改委、卫生部、劳动和社会保障部、财政部等十一个部委联合成立，发改委主任马凯和卫生部部长高强任双组长。在医改大讨论一年之后，正式转入决策轨道。期间，中央十六届六中全会提出建设覆盖城乡居民的基本卫生保健制度。十余天后，胡锦涛总书记在政治局第三十五次集体学习时，重申了六中全会的决定，正式确立了政府主导医改的方向。 但在执行层面，各部委的领会却不尽相同，由此产生了不同的方案，围绕应参照哪种医改模式──英国、德国、美国、泰国模式的争论不绝于耳。 一些密切关注此事的社会学家认为，在这场没有硝烟的战争中，部门间的攻与守，其出发点往往是各自的利益所在。从这点来看，让民众知情并参与讨论，是回避部门利益的最佳方式。开门搞医改，正是老百姓的真切盼望。 总结 “我看见人家有车，看见人家住洋房，我打从心里头羡慕呀，你说我追求幸福生活有错吗？我必须要幸福呀！”这段台词来自内地目前最火的“草根艺术家”郭德纲最火的一段相声──《我要幸福》。他的窜红，与其作品道出百姓心声不无关系。幸福像花儿一样，我们播下种子，再耐心等候它的发芽。但愿全新的二○○七年里，能给我们一个满意的答案。(郑曼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