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提要] 国外论文称中国鸭和鹅带禽流感病毒比例分别高达3.3%和3.5%，农业部指此种论调毫无根据。目前，我国防控呈“外松内紧”态势，边远地区家禽免疫率较低，养殖户出于自身利益考虑不愿注射疫苗。此外，疫苗质量和基层兽医力量匮乏，也使我国防控形势不甚理想。
禽流感疫苗免疫效果调查
本报记者 李虎军
高文斌养殖场的一次死亡事件惊动过国务院。
高文斌是云南省楚雄市鹿城镇荷花村的养殖户。2005年11月，其养殖场突然死去2000多只鸡，“凶手”是一种名叫H5N1的高致命性禽流感病毒。疫情发生后，国务院副总理回良玉曾亲往视察。
高文斌至今都不知道病毒究竟从何而来。他当时购进1万多只广西土杂幼鸡，并注射了内蒙古某厂家生产的禽流感疫苗，但疫苗没能挡住病毒的进攻。
该疫苗并未获得农业部的生产许可，被认为是假疫苗。
如今，高文斌养的鸡全都用上了镇兽医站免费提供的真疫苗——自2005年年底，中国对全国所有家禽进行强制免疫，由政府出资采购疫苗。
那么，真疫苗能否抵御禽流感病毒呢？
暗藏的危机
在高文斌养殖场死亡事件发生后的一年中，云南再无公开的禽流感疫情报告。但表面上的风平浪静，并不意味着禽流感的风险已经消除。
2006年10月30日，香港大学医学院新发传染病国家重点实验室管轶和世界著名病毒学家、美国孟菲斯圣犹大儿童医院的韦伯斯特(R. G. Webster)等人在《美国科学院院刊》发表了一篇题为《一种H5N1禽流感变异在中国的出现与流行》的论文。
论文给出了令人吃惊的发现：他们自2005年7月至2006年6月在中国南方六省区禽类市场收集的5万多份样品中，有近1300份分离出H5N1病毒。其中，鸡的带毒比例为0.5%，鸭和鹅的带毒比例则分别高达3.3%和3.5%。云南即在这六个省区之列。
论文还称，2005年3月在福建分离到的一种H5N1禽流感变异——类福建株，已取代先前在华南不同地区流行的毒株，并扩散到中国香港、老挝、泰国等地。此外，论文分析了部分鸡血清样品，认为与其他病毒株系相比，中国目前使用的禽流感疫苗对“类福建株”的免疫效果不佳，并由此推测，大规模疫苗注射可能促使“类福建株”逐渐占据优势。
研究人员实际上对中国的强制免疫政策提出了直接挑战。很快，此文迎来了农业部的反击。
2006年11月7日，国内各媒体纷纷转载新华社对国家禽流感参考实验室主任陈化兰等专家的访谈，“批驳美国一刊物刊登文章中的不实言论”。国内所使用的禽流感疫苗全部由该实验室研制。
三天后，农业部兽医局局长贾幼陵与陈化兰等共同出现在国务院新闻办举行的新闻发布会，指出中国根本不存在新变异的“福建病毒”。贾幼陵强烈批评管轶等人“通过不合法手段取得病毒样本”、“数据不真实”、“研究方法不科学”，“结果也毫无根据”。
但世界动物卫生组织(OIE)和联合国粮农组织(FAO)的反应却值得一提。管轶等人的论文发表后，OIE和FAO在一份联合声明中说，如果文章结论得到证实，是不会令人惊讶的，因为禽流感病毒的变异速度比较快。
管轶本人没有在此次新闻发布会上露面。他告诉本报记者：“所有数据我们都保持了原始样本，他们可以来查。我们不是有疫情暴发才去取样，而是在市场上随机取样，每天都取一两百份，从不间断，这样才能反映禽流感病毒在中国大地上如何漂移。今年分离出病毒的比例比去年高出许多，鸡比实行免疫以前更严重，鸭和鹅高了一到两倍，为什么呢？国内禽流感病人很多都感染了类福建株，现在鸡不死了，人死了怎么办？”
贾幼陵还指责管轶等人的“职业道德”，“如果管轶真的发现有禽流感病毒却不及时上报，使疫情得不到及时处理，六个省份的市场上一年起码有上百万人有可能接触到禽流感病毒”。
而管轶的回应是：“我这个国家重点实验室属于科技部管，发表论文之前我已经报告给科技部和卫生部，农业部应该可以看到。”
管轶和他的同事还在那篇论文中称，他们在中国南方的监测网络运行时间最长，为研究H5N1病毒的进化提供了最全面的数据，而中国缺乏国家层面的禽类流感系统监测，人感染禽流感以后几乎不可能及时追溯病毒源头。
贾幼龄在新闻发布会上介绍了国家层面禽类流感监测的情况今年前10个月全国兽医部门共监测家禽、野鸟等病原学样品30余万份。其中家禽样品有25份阳性，分别来自云南、广东等省区；野鸟样品有16份阳性，分别来自辽宁、青海等省区。
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专家说：“虽然公开的疫情报道少了，但国家在禽流感防控上并未大意，可以说是外松内紧。”
截至2006年11月底，中国已确诊人禽流感21例，其中14人死亡，全球则有258名患者，154人死亡。不过，在高文斌养殖场附近浇菜的村民王大姐，甚至不知道其他地方已经有人死于禽流感。
难以实现的98%
在“外松内紧”的策略中，疫苗的作用被有关官员提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
据《云南日报》报道，云南省副省长孔垂柱在高文斌养殖场发生疫情后表示，要“把强化免疫作为至关重要的环节，放在防控工作的首位，在(2005年)12月中旬以前使全省禽类实现100%免疫，不留死角”。农业部兽医局副局长李金祥则在一次新闻发布会上称，截止到2006年6月全国家禽平均免疫密度在98%以上。
但实际上，且不说100%，哪怕98%都是一个难以实现的目标。
据云南省兽医防疫总站站长宋学林介绍，100%免疫的目标只能在规模养殖户中实现，而很多散养户并未免疫。这样算下来，全省禽流感免疫率为80%多，其中经济发达地区有90%多，边远地区则低一些。
他说，有的村民不愿给家禽注射疫苗，比如担心家禽受惊，或者担心注射疫苗后由于个体差异造成家禽死亡；即使散养户都愿意注射疫苗，也缺乏疫苗注射的人力物力，“子弹问题解决了，还需要发射呀”。
不管怎样，随着中国推行强制免疫政策，禽流感疫苗已经成为一个规模可观的产业。那么，耗资数以亿元计的强制免疫究竟带来了怎样的效果？
国家禽流感参考实验室主任陈化兰在反击管轶等人的论文时曾说，其实验室的疫苗攻毒数据显示，现行疫苗对南方水禽的毒株提供的保护非常好，可以说是100%的保护。
但恐怕并不是每个地方注射的疫苗都如此有效。在云南楚雄州，2005年年底的春防禽流感病毒抗体合格率为93%，并未达到100%，2006年的秋防效果更是不甚理想。
在2006年的秋防中，楚雄州兽医站从省上定购了可同时预防禽流感和新城疫的二联疫苗。该疫苗前年年底由国家禽流感参考实验室研制成功。
但监测结果出来后，楚雄州兽医站副站长李朝仓吓了一跳：禽流感病毒抗体合格率只有14%，极少数养殖场的抗体合格率甚至为零。
无奈之下，楚雄州兽医站改用单苗(单独针对禽流感的疫苗)重新进行免疫，最终抗体合格率为72%。李朝仓说，据省上专家介绍，二联疫苗本身没有问题，问题可能在于养殖户没有遵守该疫苗的免疫程序等。
华南农业大学毕英佐教授表示，由于不了解楚雄此次疫苗事故的具体情形，很难做出针对性的评价。但他同时说，免疫并不是一针了事，其效果受到疫苗加工工艺、动物机体状况、注射操作水平等多种因素影响。
如果那批二联疫苗的确不存在质量问题，这次事故实际上暴露出动物卫生防疫体系中的薄弱环节之一：缺乏基层技术支持。
在中国动物卫生防疫体系中，最基层的是村兽医或者说村级防疫员，但村兽医的待遇低得可怜。“在这种情况下，我们经常得哄着村兽医去做(防疫)工作，很多村兽医主要靠公益心，”子午镇兽医站技术人员杨珂说，“还有吧，防疫针打得好的地方，动物疾病少了，兽医收入就会下降。所以一些兽医不那么负责任，可能拿着针筒比划一下，假装注射。”
缺乏技术支持、村兽医待遇低下不过是中国动物卫生体系漏洞的冰山一角。宋学林说：“兽医是农业战线最薄弱的一个环节，历史欠债太多，待遇低、设备差、技术水平低，虽然最近几年国家增加了投入，但远远不能补齐漏洞。”
楚雄州兽医站站长杨培昌则对兽医队伍的业务素质特别担忧：“州兽医站年龄老化，编制已满，没有新的毕业生进来。而县乡镇的机构改革中，很多不能做事的都被塞到兽医站。”
湄公河流域的国家之中，越南也在大规模注射禽流感疫苗。据FAO驻越南的禽流感高级技术顾问希尔伯特(Jeffrey Gilbert)博士介绍在FAO支持下，2005年秋季越南有63个省份进行免疫，今年春秋两季则有33个高危省份，这些疫苗估计99%来自信誉可靠的中国哈尔滨兽医研究所。
希尔伯特说，目前从家禽免疫中得到的一个主要教训是，免疫需要各个层面的强大支持，特别是社区和村级层面，否则很难达到理想效果。此外，对免疫和未免疫家禽进行持续监测也十分重要，这样才能了解病毒为何仍在免疫和未免疫家禽中传播，了解病毒是否发生变异，从而保证免疫家禽对病毒产生抵抗力。
在湄公河流域的另一个国家——泰国，则完全禁止禽流感疫苗注射。
泰国Mahidol大学副教授Ratanakorn认为，一个国家是否对家禽实行免疫，取决于政治、经济和技术等各个方面的因素。特别地，泰国有不少人担心注射疫苗会影响禽类产品的出口。
在没有免疫的情况下，泰国在防控禽流感的其他措施上着力颇多。
泰国清莱省清盛一村的Doi拥有一个斗鸡养殖场。就像动物园饲养的孔雀一样，平均每只斗鸡拥有几十平方米、由钢丝网分割开来的独立空间，这些生活空间宽敞干净。Doi说，环境卫生非常重要，这样斗鸡可以获得好的营养，身体更为健壮，对疾病的抵抗力也会增强。
Doi投身斗鸡行业已经30多年，在泰国北部斗鸡界颇有名气。他曾携斗鸡远征云南思茅、景洪和昆明等地。三年前，由于禽流感暴发，中国不再允许活禽入境。
清莱省尚未出现禽流感疫情，但根据泰国政府规定，斗鸡如果跨省征战，都必须办一本“护照”。这是泰国对禽类迁移进行管理的重要手段。
在泰国中部的鸭王公司就是一家实行全封闭式养殖的公司，参观者只能在隔离线外眺望养鸭房。据该公司顾问介绍，平均每8个星期养鸭场就会采集一次样品送往兽医部门。
当地兽医部门的官员说，自从禽流感暴发以来，该省的养殖场已经从先前的1200多个缩减为430个，没有通过生物安全措施检查的养殖场都被关闭了。各个养殖场之间，还必须间隔至少5公里。
据泰国卫生部疾病控制高级专家Supamit博士介绍，养殖场间隔5公里以上的政策被称为“compartment”，是泰国防控禽流感的一项新举措，“至于效果如何，5到10年之后大概可见分晓”。
从2005年年底开始，一家非政府组织(Kenan Institute Asia)在泰国开展了禽流感预防的学校教育。负责该项目的霍普金斯(James Hopkins)说，在泰国教育部门和卫生部门的支持下，教材已经分发到全泰国的4万所学校，“像这样将专门的公共卫生培训教材普及到每一所学校，在泰国还是第一次”。
去年9月，泰国发生政变，内阁大换血。霍普金斯说，此后泰国再次出现是否应当效仿中国免疫政策的争论，有人主张对那些长途迁徙的斗鸡和没有生物安全措施的散养家禽注射疫苗，以减少禽流感传播的风险。
霍普金斯正在筹划湄公河流域国家的跨境禽流感防控论坛。他说：“一些国家不想公开禽流感疫情，宁愿内部处理，但防控禽流感已经不仅仅是一个国家内部的事情，各个国家之间需要共享信息，共同行动。”
必须结合其他措施
防控禽流感已经成为一场持久战。
云南省兽医防疫总站站长宋学林认为，注射疫苗不能作为防疫的惟一措施，打一针可以管大问题，但管不了全部问题，禽流感病毒有很多种，病毒还会不断变异，而一种疫苗只能针对一种病毒，再说天上的候鸟也可能带毒，“难道也要给它们全部打针吗？”
宋学林还说，无论是药物还是疫苗，在某种程度上都只能起辅助作用，最重要的还要靠动物自身的抵抗力。因此，改善环境卫生、实行封闭管理等都是非常重要的控制措施。
这也正是世界动物卫生组织和联合国粮农组织等国际机构的主张。两家组织都把免疫作为控制禽流感的措施之一，但疾病监测和免疫后的监控至关重要，同时必须结合其他措施，如提高农场卫生条件、加强动物运输管理等。
不过，在云南楚雄州，即使是那些规模养殖场，其防控现状似乎也不太令人满意。
在发生过疫情的高文斌养殖场，至今也未真正做到封闭管理，数十只鸡溜出养殖场的封闭区，在养殖场工人的宿舍前漫步，空气中弥漫着鸡粪的臭味。高文斌养殖场数十米外，是河南人老金的养鸭场。老金的2000多只鸭子全部露天喂养，有很多鸭子在养鸭场附近的池塘戏水。
楚雄州畜牧局的禽流感防控工作汇报提出，要积极引导家禽饲养方式转变，扩大规模养殖业。但该局兽医科科长李海芬说，目前州里在这方面还未拿出具体措施。
与兽医防疫系统的多年积弊相比，卫生系统的人禽流感监测大概要完善得多。或许，在人禽流感疫苗尚未问世的情况下，卫生系统也只能更多地依赖监测系统。
在云南省疾控中心主任陆林看来，尽管该省尚未出现人禽流感病例，但风险随时可能发生。陆林透露，云南已初步建成流感／ 人禽流感监测网络，云南省、红河州和曲靖市疾控中心的流感实验室先后加入国家监测网络，另有6家医院成为监测哨点，常年不间断地采集样品。此外，云南省的不明原因肺炎和人禽流感病例已经采用网络直报，“各地发现不明原因肺炎或人禽流感预警病例后，必须在诊断后2小时内进行网络直报，卫生部长和国家疾控中心在同一时间就能看到病例报告，除了报告者可以做出修正以外，各级疾控中心都只许看、不许改”。
在应对禽流感疫情时，云南省卫生厅还在国内率先提出“三同时”的概念，即卫生部门和农业部门同时介入、同时报告、同时处置。陆林说，据他所知，云南农业部门没有向卫生部门隐瞒禽流感疫情。但他同时表示，疫情应该对群众透明，哪怕只是怀疑一两只散养的家禽携带禽流感病毒，也应该及时通知卫生部门，“否则等到有人感染再来通知，就已经晚了”。(本文得到“描绘我们的湄公”媒体奖学金项目资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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