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经济学家哈里·登特在其《下一个大泡泡》一书中断言，在“人口红利”期过去以后(2020年)，中国将会陷入贫困的境地！这一观点引发了国内众多学者关于“人口红利”问题的讨论，基本赞成该结论的人占多数。我认为，下这样的结论未免过于草率。

　　什么是“人口红利”？目前理论界一般认为，当一国人口增长率降低后，会在一个特定时段内形成少儿抚养比与老年抚养比都比较低的情况，这时，该国人口分布呈“中间大，两头小”的结构，这种结构将带来劳动力丰富、储蓄和投资增长快的有利结果，人们称这段时期为“人口机会窗口”或“人口红利”。

　　近些年，连续出版的《世界发展报告》和《世界人口状况》都不同程度地提到了“人口红利”理论，认为人口负担轻有利于经济发展，因为它可能带来三个机遇：一是劳动力供给充分，价格低廉，如果就业充分，就能创造出较多的社会财富；二是由于劳动力人口年龄结构比较轻，使得储蓄率较高，如果资本市场健全，能将储蓄转化为投资，能加速经济增长；三是由于人口老龄化高峰没有到来，所以社会保障支出负担轻，财富积累速度快。

　　中国改革开放以来的高速增长确实是受“人口红利”之惠。统计数据显示，1982年-2000年，中国被抚养人口与劳动年龄人口的比率下降对人均GDP增长的贡献达到26.8%，即，有25%以上人均GDP的增长靠人口年龄结构优势获得。这就是通常所说的“人口红利”对经济的促进作用。但是，这种有利局面不可能长期维持，据测算，中国人口总量2030年到达最高点，为14.06亿；劳动人口在2020年左右达到顶点，为9.23亿；而劳动年龄人口增长率，现在已经开始下降，并将一直下降到2013年，劳动人口数量可能在2013年从增长变为稳定，然后逐渐下降，“人口红利”即将枯竭。

　　中国“人口红利”期即将结束，这是一个令人信服的预测，但该结果是否意味着中国经济快速增长期的结束，或出现更为严重的后果，中国经济重回贫困陷阱？我认为，这两种结果出现的可能性不大。理由是：

　　首先，全球人口变动的趋势表明，人口再生产由“高出生率、高死亡率、低自然增长率”模式经由“高出生率、低死亡率、高自然增长率”的过渡，逐步演变成为“低出生率、低死亡率、低自然增长率”模式。发展中国家大多处在第二阶段，发达国家均处在第三阶段(中国也已在第三阶段)。但我们观察到的结果是，没有哪个国家因人口模式发展到第三阶段而出现经济停滞或返贫。

　　通过观察发达国家经济发展历史，我们发现其人均产量增长分为明显的两个阶段：在人均资本存量处于较低水平的阶段，随着人均资本的增加，人均产值也呈加速增长之势，具有规模收益递增的特征，被经济学界看成起飞阶段。但加速经济增长并不是永远持续的，而是当人均资本存量达到某一水平时，随着人均资本存量的进一步增加，人均产出将呈递减的增长趋势，其后就是遵循新古典增长的足迹。在不同的经济发展阶段，发达国家经济增长方式也发生了重大变化：一是经济增长的动力表现为“要素积累——集约管理——知识创新”的演化路径；二是主导的产业结构经历了“农业——工业——服务业”的变化过程；三是技术进步对经济增长的作用越来越大，当前其生产效率提高对经济增长的贡献达70%-80%。

　　由于历史和国情的原因，新中国从“低价工业化”道路走到今天，经济增长依靠高投入(包括资金、资源、人力)来实现。现代经济增长理论表明，经济增长的源泉不仅来自生产要素(资源、劳动和资本)投入的增加，而且依赖于生产效率的提高。所以，单纯依靠资源优势进行粗放式的高速增长并不是可以长期维持的，目前，中国正是到了需要转变经济增长方式的时期，未来我们经济增长的源泉应当从依靠良好的人口结构(即“人口红利”)转为以技术创新能力为主。这种转变实现了，经济快速增长同样可行。

　　再有，发达国家的经验和经济学理论表明，人力资本的积累水平会随着人口增速降低而提高，而人力资本又是促进经济增长的重要因素。故，在转变增长方式、创造新的增长源泉时，应着力提高人力资本水平。从劳动年龄人口构成看，中国“人口红利”的“大头”在农村。据统计，2005年我国人口总数为13.06亿，其中农民占57.01%；据2000年第五次人口普查数据显示，“农民工”占二、三产业就业人口的比重高达46.5%。但农村劳动力普遍素质低，人力资本未得到有效开发。2003年中国首次公布的“中国教育与人力资源问题报告”显示，农村劳动人口人均受教育年限为7.33年，而城市是10.20年。在专业技能培训上，农村劳动力更是缺乏。所以，中国目前的人力资本积累水平偏低，加快人力资本积累进程应是未来中国劳动力资源开发的重点。

　　由此可知，中国“人口红利”期的结束并不预示着经济增长将失去动力，更不应使中国经济倒退，它只是意味着中国经济增长动力的更换和增长机制的转型，而这些事情我们正在着手去做。我相信中国经济的美好未来不会因“人口红利”期的结束而消失，贫困的中国不会重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