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蕾

　　有朝一日，职业教育、学历教育和终身教育被一视同仁，人们就会有可能将“高考”这件“大事”化为平常小事；有朝一日，学历教育真正成为人们终身教育的一个阶段，名牌大学毕业生卖猪肉、扫大街或做采购员不再成为新闻，高考——这条现在被很多人认定的成才唯一之路就不再会是唯一的了

　　高考，就像一个巨大的悬念，横亘于许多青春的心灵。这个悬念，影响和激荡着他们的命运。

　　中国恢复高考已经是三十年前的事了。

　　1977年5月24日，邓小平的《尊重知识，尊重人才》的讲话，让当年冬日那场惊心动魄的考试有了可能，让500多万从农村、工厂、部队一路风尘而来的年轻人，怀揣着难得的名额、忐忑的梦想和奋发的意气，经历了人生中最具变革意义之一的挑战。从此，曾经被践踏的知识重新被重视，曾经被蹂躏的求知之心重新被引领；个人的人生轨迹被改变，国家的前途，也被重新照亮——那是一个时代的转折点。

　　三十年后，他们中的很多人是当今社会中流砥柱，无数如今蜚声中外的大师名家都曾是恢复高考后第一批走进考场的莘莘学子。谈起当年的高考经历，他们依然感慨万千。北京电影学院院长张会军曾与张艺谋头对头地度过了四年青葱岁月；作家陈村那时绝对未料自己只读到小学五年级的人能够连跳N级跨入大学校门；现在已经是西南重镇美术学院院长的画家罗中立回忆起当年备考的经过，觉得比当钳工高温送煤时还要辛苦；学者陈嘉映差点因为被怀疑“代考”而与北大失之交臂；诗人王家新是当年他所在地区的唯一“状元”；法学教授贺卫方高考数学只得了四分；曾经在制造火箭和卫星的航天局工作，如今已是婚姻家庭问题专家的刘巽达说，如果不是恢复高考，他一定是奔着军工事业去了……

　　教育于国，是根基大业，大国的崛起，经济实力和人才竞争力相辅相成、相得益彰；高考于人，似乎被视为通往个人梦想的“天梯”。对于接受教育，我们毫无疑义，对于高考，我们的感情却有着千番回转。三十年来，为了寻找到一个最能体现社会公平和公正的考试体系，教育家们将高考制度作了不知多少次的“革命”，从“天下一张卷”到省市自主招生、院校自主招生；从统一科目考试到文理分科考试，几乎是每年一小改，三年一大改。然而，当一位在高考考场外陪考的父亲道出“12年的寒窗之苦就是为了这一天”的话语；当一位母亲为了能够给自己孩子提高被录取可能性而上演现代版“孟母三迁”，我们内心充满了焦虑和伤痛。回望这三十年，高考之路似乎越走越窄，家长、教师、学生头上的高考紧箍咒似乎也是越念越紧。有限的教育资源捆绑住了人们的思维，上大学是成才的唯一之路的观念根深蒂固；“不要让你的孩子输在起跑线上”的口号深入人心。人们依然“执著”于“独木桥”，依然无奈地被“高考”指挥棒点播牵引，一面对应试教育深恶痛绝，同时又对“愉快教育”深刻怀疑，我们这些独生时代望子成龙望女成凤的家长们啊，正在自觉与不自觉中与教育工作者们一起在矛盾重重中，扼杀“多元”，将年轻而卓越的头脑训练得整齐划一。

　　幸好，私立大学越来越多了，有力填补了我国高等教育资源的缺口，目前全国私立大学已超过200所；出国留学的人也越来越多了，据联合国教科文组织2006年统计，中国海外留学生人数已接近百万，为全球之冠——这也可谓是“买”别人的树，结自己的果吧。

　　事实上，全球都有“高考”。比如，美国有SAT(Scholastic Assessment Test美国高中生进入美国大学需要参加的考试)，英国有A-Levels(中学高级水平考试)，这些都是学生进入高等教育的必需，是选拔人才的手段。不同的是，社会教育资源的丰富，职业教育的发达和成熟，人们对成才道路的宽泛认知等，从某种意义上冲淡了人们对能不能进入高等学府这个问题近乎“刻薄”的强烈情绪；东西方父母与孩子之间关系疏密的不同，也从某种程度上影响到了两者对于孩子“成才”和“成人”的不同期许。

　　有朝一日，职业教育、学历教育和终身教育被一视同仁，人们就会有可能将“高考”这件“大事”化为平常小事；有朝一日，学历教育真正成为人们终身教育的一个阶段，名牌大学毕业生卖猪肉、扫大街或做采购员不再成为新闻，高考——这条现在被很多人认定的成才唯一之路就不再会是唯一的了。

　　愿我们都能成为一个一生愉悦浸润在学习之河中的幸福之人。

　　恢复高考三十年大事记

　　自1977年8月8日邓小平主持召开科教座谈会决定恢复高考起，到2007年，高考已走过了三十年的历程，为贯彻“公开、公平、公正”的考试精神，提高科学性与规范性，高考改革从未停止过。近日，教育部长周济说，高考肯定要改，除了“面”上要改，我们还采取了一系列改革措施。比如多样化改革，可以自主招生、推荐，但主渠道还是要通过高考。大家要转变观念，不再“一考定终生”。高考改革的目的，是要保持它的优点，克服它的缺点，要办一个让人民群众满意的高考。

　　1977年6月29日至7月15日，当年第一次高校招生座谈会举行，讨论参加高考的学生资格。

　　1977年8月13日至9月25日，当年第二次高校招生座谈会举行，确定高考招生办法。具体包括：1.劳动知识青年和应届高中毕业生都可以报名；2.具有高中毕业的文化程度才可以报名，而且必须通过大学入学考试；3.政治审查主要看本人表现，破除唯“成分论”；4.德智体全面考核，择优录取。

　　1977年10月12日，国务院批转教育部《关于1977年高等学校招生工作的意见》，正式恢复高等学校招生统一考试的制度。据统计，当年的报考人数570万，录取人数27万人，录取率4.7%。

　　1983年，教育部正式提出“定向招生，定向分配”的方法。规定在中央部门或国防科工委系统所属的某些院校，按一定比例实行面向农村或农场、牧场、矿区、油田等艰苦行业的定向招生。

　　1985年，教育部规定：可以从参加统一高考的考生中招收少数国家计划外的自费生。一向由国家“统包”的招生制度，变成了不收费的国家计划招生和收费的国家调节招生同时并存的“双轨制”。同年，从美国引进标准化考试，并于当年首先在广东省进行了英语、数学两科的试点。

　　1985年以后，高考改革的总体趋势向减少高考科目方向发展。先是将理科7门、文科6门各减为3＋2共5门，上海则实行3＋1方案。同年，国家教委决定在北京大学等43所高等学校进行招收保送生的试点。

　　1989年8月，国家教委决定将标准化考试逐步在全国推行。

　　1996年，中国高等教育试行并轨招生，高校学费开始增加。后续几年中，高校学费年增长幅度达到了30%，甚至50%。2000年，一直由国家“全包”的师范专业也实行收费，招生并轨改革完成。

　　1999年，教育部开始推行“3+X”科目考试方案。广东省率先开始在高考科目设置和考试内容上进行改革。

　　2000年，北京、上海、安徽进行春季招生的改革。高考由一年一次增加为一年两次。

　　2001年4月2日，教育部宣布取消对高考考生年龄和婚姻的限制。

　　2002年，普通高校招生工作第一次全面实现网上录取，全国网上录取新生率达到了85%。

　　2003年，北大、清华等22所高校被赋予5%的自主招生权。2006年，自主招生的高校扩大到了53所。同年，教育部允许香港高校在内地自主招生。

　　2006年，在北京、上海两地试行高考自主命题后，高考考场上共有15个版本的高考试卷。同年，考虑到天气炎热，高考比以前提前一个月举行，固定安排在每年6月的7、8、9日。

　　2007年3月5日，温家宝总理在十届全国人大五次会议上所作的政府工作报告中指出，教育部直属师范大学实行师范生免费教育。师范生免费教育重返大学校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