众所周知，彭德怀几十年戎马倥偬，在战场上叱咤风云，指挥千军万马，使敌人闻风丧胆。然而，令许多人想不到的是，这位性情耿直的彭大将军在文字上颇有功夫，特别是在公务文书上总是精雕细刻、字斟句酌。
军令如山“不得违误”
1947年，彭德怀出任西北野战军司令员兼政治委员，所辖部队有2个纵队，6个旅，16个团，共2.6万人。对下属的16位团长，彭德怀都很陌生。而6个旅长中，也只有教导旅长罗元发曾于1934年长征时，在彭德怀的红三军团任过团政委、军团保卫部科长。纵队司令员中也只有张宗逊在长征途中被派到红三军团任过师长和缩编后的团长，但这也是13年前的事了。第一、第二纵队都是新编成后不久分别于1946年11月、1947年3月由晋西北调到陕甘宁边区的。教导旅、新四旅是1943年7月从华北敌后抗日根据地调赴边区保卫延安的。这6个旅还未在一起协同进行过大兵团作战。当时弹药奇缺，3月间，西华池战斗抗击敌军进攻延安后的消耗仍未得到补充。
在这种情况下，该如何打仗？彭德怀夜不成寐，反复思考用兵良策。他深知自己统率的部队是刚合拢起来的野战集团，思想意志的集中统一体现在统帅的决心命令中，必须不折不扣地在全军贯彻指令，令必行，禁必止。为此，彭德怀指挥西北野战军首战青化砭，又战大、小寨，再战羊马河。在三次均投入全部6个旅的战斗中，所有下达给各纵队各旅的战斗命令均在末尾写有：“务于X日X时到达地，不得有误”、“X日X时发起攻击，不得延误”、“坚决阻击敌军前进，保障主力歼敌，不得违误”等字样。
1946年3月25日，即西北野战军主动放弃延安的第6天，我军在青化砭隐蔽待击，经1小时47分钟的激烈战斗，全歼敌第三十一旅2900余人，俘敌旅长李纪云、副旅长周贵昌、团长谢养民等。4月6日，彭德怀拟在永坪西北的大寨、小寨歼敌第十二旅及第二十九军军部。但我军部署尚未完毕，有的部队在运动中已与敌军接火，敌3个旅迅速靠拢就地构筑工事据守。经数小时战斗，我军仅毙伤敌600余人。鉴于战机已失，彭德怀断然下令撤出战斗。4月14日，我军集中4个旅鏖战4小时，在羊马河歼敌第一三五旅，活捉敌旅长麦宗禹。青化砭、羊马河两次胜仗，令全军欢腾鼓舞。
彭德怀在西北野战军前委扩大会议上说：“我军开始和胡军作战时，因我军系由各单位新组成，思想不一致，我在每个命令上都附署一句‘不得违误’。但在羊马河作战后，部队的信心建立起来了，所以就不要这一句话了。如再用这一句话，就会妨碍大家的机动性和积极性。这些问题，领导人在时间和分寸上都要掌握好。”
彭德怀认为，“对指挥员的信仰是战斗力的因素之一”。由于羊马河之战后彭德怀在西北野战军官兵中树立起了很高的威信，因而严词督责的“不得违误”在命令中已不再需要。从时间上看，这距他出任西北野战军司令员兼政委还不到1个月。
谨慎推敲慎用“经验”
1948年1月11日，在陕北米脂县杨家沟，彭德怀主持召开西北野战军前委扩大会议，做《关于陕北九个月作战的基本总结》报告，就胡宗南大举进攻延安以来西北野战军进行的12次大规模战斗，检讨成败得失，综合归纳了4点“认识”，却不用“经验”二字。
何以如此？彭德怀说：“什么是经验？它必须是千百件事反复证明准确之后的真理，不然就是狭隘的经验主义。”在他的心目中，“经验”的涵义是看作与“知识”、“理论”同等水平高度的。
因此，彭德怀在看到西北野战军各级司令部每次战斗后的总结报告文稿中有“几点经验1、2、3……”时，总是严肃地批评：“什么经验！仅仅是一次自己一点不成熟的初步感觉，就说成是经验，这不但误了自己，也可能误别人。你不用‘经验’二字，那可使别人有思考余地。只供人家参考，误不了大事。”
彭德怀在使用“经验”二字时的谨慎推敲，一直贯穿在他多年的文稿中。
不宜轻易发“动员令”
1954年7月23日，《人民日报》刊发了彭德怀审定的社论《一定要解放台湾》。在审阅和修改这篇社论时，充分体现了彭德怀的严谨。
社论发表之前，7月22日下午，《人民日报》军事记者连云山先用电话联系后，带着铅印的社论清样稿来到中南海永福堂彭德怀的住处，说：“明天见报，要连夜排版。新华社还要译出外文播出。首长审阅修改后要赶快拿回去急办！”
按工作程序，军事秘书应先看一遍稿件，尽可能提点供参考的意见以备咨询。但在连云山催促下，军事秘书来不及细看，就送彭德怀阅审。半个多小时后，彭德怀召军事秘书去取稿：“可拿回去发表。”样稿上有几处已用铅笔修改过。军事秘书还没有逐一细看，连云山就催促说：“首长审完了，要赶快回去办理，交给我吧！”说着，接过文稿匆忙骑自行车返回王府井报社。
随后，军事秘书又给彭德怀送上一批文电，彭德怀问道：“社论修改的地方你看了没有？有什么意见？”军事秘书如实说：“报社的同志急于拿回去连夜排版，我未细看。”彭德怀说：“我改了几处，其中末尾处原稿写着‘全国人民要动员起来，为解放台湾而努力奋斗！’我把‘动员起来’划掉，改用‘一致努力’，又划掉后面‘努力’两字。这样改一下，是因为按世界各国惯例，只有在国会通过对外宣战议案后，才可在全国下达动员令，或者国家遭受重大灾祸进入紧急状态时下令局部动员。一般情况下，和平时期不能轻易号召动员起来。当前中国的中心工作是进行五年经济建设，至于解放台湾，主要是政治上、外交上广造舆论，使全国人民在和平环境下不可懈怠。从军事工作上看，台湾海峡的斗争是长期的，只是军事工作的一部分，不是全力以赴，全军的中心工作是训练。”
坚决划掉“无私”两字
彭德怀于1952年7月主持军委日常工作后，在审阅军队内部文稿文件时，每逢看到对苏联“无产阶级国际主义友谊的无私援助表示衷心感谢”这样的文字时，总是把“无私”二字划掉，但也不作任何解释。直到50年代后期，划掉“无私”二字的缘由，才逐渐被军内外中层以上干部理解。
原来，新中国建立后，在新闻报道和书刊等舆论宣传上，都一致赞颂苏联对中国的无产阶级国际主义友谊援助。绝大多数文章中都有“无私”二字。而注意到有“无私”两个字的人并不多，更少有人去思考和议论两个字的内幕。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在东西方两大阵营的“冷战”对峙中，中国“一边倒”地同苏联订立友好同盟互助条约。在中国抗美援朝、恢复经济、开始5年经济建设进程中，苏联提供了武器、贷款、工厂设备，派遣顾问专家，转让技术资料，对中国缩短同先进国家差距的积极作用垂诸史册。然而，苏联提供的物资和技术资料，都不是无偿的。或用外贸现汇付款，或付贷款利息，而且按国际惯例并不怎么“优惠”，甚至有苛刻之处。如在抗美援朝战争中，苏联提供的武器，有些是国际先进水平的，如米格-15歼击机，伊尔-28轻型轰炸机。但如米格-9歼击机、图-4活塞式重型轰炸机和大部分陆、海军武器，则是苏联军队换装下来的淘汰品，具有推销旧军火的成份。
彭德怀对苏联武器曾给予积极肯定的评价，他说：“朝鲜战线稳定有几个因素，一是志愿军的作战经验日益丰富，二是有了坑道工事，三是装备改善，有了苏联的各种火炮。”但使彭德怀深有感触的是，苏联出于利己主义考虑，在志愿军出国时，虽答应先提供36个步兵师的轻武器，但却不肯提供40型步兵反坦克火箭筒。中国人民志愿军出国作战时，反坦克武器奇缺，当时全国全军只有缴获的美式60及88.9毫米火箭筒642具，57毫米无后坐力炮29门，但火箭弹、炮弹有限，入朝部队每个营只有火箭筒3具。而美军每师有坦克140辆，88.9毫米火箭筒543具。
志愿军由于缺乏反坦克火器，只能靠战士机智勇敢地使用集束手榴弹、集束爆破筒和炸药包来进行反坦克作战，受地形限制很大。如第二次战役中，志愿军眼看着西线龙源里美军200多辆坦克和汽车突围逃走、东线下碣隅里美军坦克引导步兵逃走。第四次战役未能歼灭砥平里的美军，原因之一就是未能阻挡住解围之敌军坦克冲入砥平里，与守军会合。在中国兵工技术专家和工人努力下，终于在1951年自制成功了90毫米火箭筒以及57、75毫米无后坐力炮和弹药，下半年源源送到朝鲜前线，为志愿军的反坦克作战做出了重大贡献，但是在时间上晚了一年。
彭德怀身为中央政治局委员，知晓那些不见于国内报刊的国际信息。美军在仁川登陆后，朝鲜战局逆转。但苏联在联合国的代表和国内舆论上都反应谨慎低调。中国人民志愿军第二次战役后，美军败退到“三八线”上。美国黩武好战分子狂妄叫嚣，要轰炸中国东北，封锁中国沿海，美国总统杜鲁门扬言要在朝鲜使用原子武器。在国际局势日趋紧张的气氛之下，苏联于1951年1月2日通过驻日本东京军事代表团向美国表示：苏联没有军事人员在朝鲜作战，今后也不会有。但如美军越过苏联边界，苏军将全力投入战斗。美国官员把这一信息报告华盛顿，并心领神会。苏联有意回避了中苏同盟条约，即对美国可能向中国领土的军事行动不表态。
实际上，就连苏共书记赫鲁晓夫也坦率地谈过，苏联援助不是“无私”的。因此，彭德怀划掉“无私”二字，体现了他遣词用句的一贯严谨作风。
改“大跃进”为“大发展”
1958年2月18日，《解放军报》刊载了由彭德怀审定的《元帅与士兵的愿望》一文。内容要点是在我国第一个五年计划取得辉煌胜利的基础上，开始第二个五年计划。这篇文章原稿中，有多处提到各条战线上已兴起的“大跃进”，和展望未来、继续“大跃进”的前景。彭德怀在审阅时，把“大跃进”均改为“大发展”。
彭德怀之所以这样改，是因为他对“跃进”一词有他的见解。他认为反映客观事物发展变化的对立统一、量变与质变、否定之否定三大规律中，量与质互变的体现，是量的积累、渐进过程的中断而产生质变的飞跃。因此，“跃进”与“飞跃”涵义相近似。在彭德怀看来，中国工农业建设和生产力的提高日益加速，但仍是量的积累发展过程，还远未达到质的飞跃。
但就在同一天，《人民日报》发表经毛泽东修改审定的社论《反浪费反保守思想是当前整风运动的中心任务》，其中有：“经过前两个阶段的大争大辩，群众的觉悟大大提高了，在十五年赶上英国和苦战三年、改变面貌的伟大号召的鼓舞下，群众不能不要求生产和工作的大跃进，不能不反浪费反保守。灿烂的思想政治之花，必然结成丰满的经济之果，这是完全合乎规律的发展。”
1958年春节过后，中共中央又于3月3日向全党发出《关于开展反浪费反保守运动的指示》，再次强调“这是一个社会主义生产大跃进和文化大跃进的运动，是全民整风运动中改进整个工作和促进全民大鼓干劲的一个带有决定性的运动”。
中央指示的权威性自然高于《人民日报》社论。按党章，彭德怀可以在思想上保留意见，但在行动上必须与党中央保持一致，不准在行动上有任何微小的反对表示。《解放军报》自然也要投入宣传“大跃进”的行列里。
毛泽东于3月9日至26日，在成都主持中央工作会议，除继续批判“反冒进”外，中心议题是提出“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的总路线。后来其与“大跃进”、“人民公社”并称为“三面红旗”。
彭德怀在会上就自己在中共七届二中全会后，在国内一系列事件和形势发展上，思想落后跟不上形势作了自我批评和检讨。他在小范围交心会上的发言提纲手稿上写道：“回想10余年前，有惭愧感，对毛泽东同志的认识，不是同床异梦，也不是一见如故，而是在两者之间。”从这次会后，他的思想“跟”上来了，在八大第二次全体代表大会中央政治局8月北戴河扩大会议上，他为全国经济发展的“大跃进”形势欢欣鼓舞，9月、10月到东北视察时，对东北“大跃进”形势深信不疑。但11月到西北甘肃视察后他开始产生疑虑，12月到湖南农村了解后，现实情况更促使他思想上苦闷不安，导致他1959年7月在庐山会议上上万言书。
毛泽东在《反对党八股》中指出：“文章是客观事物的反映，而事物是曲折复杂的，必须反复研究，才能反映恰当；在这里粗心大意，就是不懂得做文章的起码知识。”中共中央在《工作方法六十条》中也强调：“文章和文件都应当具有这样三种性质：准确性、鲜明性、生动性。”彭德怀在公务文书运用名词概念和遣词造句等方面咬文嚼字煞费苦心，为后人留下了珍贵的遗产。(来源：《党史纵览》作者：张治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