钱塘江，在浙江的北部逶迤而行，折成了一个“之”字形。

　　因水之折，浙江之名由此而来。今天浙江电视台的“Z”字形台标既是“浙”字首个拼音字母，也是取形曲折的钱塘江。

　　说起钱塘江，名闻天下的是每年农历八月间最盛大的钱塘潮。

　　“海涌银为郭，江横玉系腰”，南宋文人杨万里如是描述的天下第一潮，吸引着络绎不绝的游客。

　　“壮观天下无”的钱塘潮涌，千百年来魅力不减；而改革开放以来的近三十年间，在解放思想的旗帜下，浙江大地所涌起的另一种大潮———争相创造财富的经济大潮同样波澜壮阔、引人入胜。

　　这股大潮让浙江地区生产总值从改革开放之初的全国排名第12位跃至全国第4位，农民人均年纯收入连续18年居全国第一位，城镇居民收入连续3年全国排名第一，全国百强县总数居全国首位；

　　这股大潮将“七山一水两分田”的浙江从欠发达的农业省份变成一个工业大省、经济强省。

　　如果说，是海洋与江河的冲撞形成了蔚为壮观的钱塘大潮，那么，浙江经济潮涌奇观的推动力究竟何在呢？

　　草根演义

　　2007年5月31日，3000位海内外浙商，齐聚杭州。

　　一时间，浙江人民大会堂外，名车如梭，商贾云集，衣着光鲜步入2007浙商大会会场的商人们犹如参加一次财富盛宴。2006年全国民营企业500强，浙江占了203家，最新出炉的2007福布斯中国富豪榜，40多位浙商上榜。

　　汪立成、邱继宝、南存辉、王振滔……这些浙江知名民企老板代表着浙江32万家民营企业和700余万个体私营从业者，他们耀目的光辉来自于财富带来的光环。

　　浙商财富甲天下，正是伴随着“民富”的进程，浙江实现了“省强”的跨越。从1978年到2005年，浙江生产总值增量的71.4%来自于民营经济，其中一半是个体私营经济。此外还有近400万浙江人在全国各地投资5320亿元，年营业收入超过1万亿元。

　　“每一寸土地都有铜板在跳动，每一根发丝都有商业思维在跃动”，来自民间强大的创造力，让财富的源泉在浙江充分涌流着。

　　或许正是这个原因，刚刚履新两个多月的浙江省委书记赵洪祝和省长吕祖善以及其他几位政府高官出席了这个民间色彩浓厚的盛会。

　　“我来浙江后，还是第一次参加这样的活动。我深深为大会的热烈气氛所感动。”第一次到南方工作的省委书记赵洪祝坦诚地说。

　　实际上，深深打动这位新任浙江省委书记的氛围，也让每一个初来浙江的人着迷。

　　(一)

　　一口大缸，静静地放在传化集团气派展室的一角。

　　这是江南农村最常见、最粗糙的大水缸，也是最具知名度的大缸。每一个想了解传化发展历史乃至浙江经济发展历史的人，都经常从这里开始他们的探源。

　　传化集团是全国最大的民营化工企业，其董事长徐冠巨先生身兼浙江省政协副主席、浙江省工商联会长等职。

　　“这口缸是我们传化的聚宝盆”，7月7日，在坐落于杭州萧山开发区的传化总部办公室，徐冠巨以平静的语调给我们讲述了它的故事———

　　1986年，萧山农民徐传化一家，因为小儿子徐冠巨得病，陷入了极端的窘境。走投无路时，52岁的徐传化决定办一个小厂。靠借来的2000块钱，徐家做起了洗涤剂，没有生产设备，就用自家的大水缸，熬制第一锅液体肥皂用的就是这口大缸。

　　传化的发展史是众多浙江企业成长的样本，只不过封存在更多企业历史记忆中的，不是大水缸，而是修鞋机、理发刀、拨浪鼓。

　　从当年的家庭作坊变成现代企业，从大水缸换成国际先进的生产线，从昔日的农民到笑傲市场的企业家，这一切转变不过在三十年间。

　　“当时是山穷水尽了”，徐冠巨说出了大部分浙江民营企业家走上创富之路的缘起。

　　今日浙江的富庶景象以及浙江山水带给人的无限遐想，无法让我们理解徐冠巨所说的“山穷水尽”。

　　曼妙的山水，可以成为文人抒怀的载体，却不能给男耕女织的农人平添些许幸福指数，被无数文人歌咏过的浙江山水，未能掩盖山地和丘陵盘踞大半壁江山的残酷现实。70.4%的山地丘陵，23.2%的平原盆地和6.4%的河流湖泊，就是浙江“七山一水两分田”的由来。

　　浙江人均耕地只有半亩，不足全国平均水平的一半。除了土地，浙江人均资源质量综合指数居全国倒数第三，加上因为地处台海西岸，国家从1952年到1978年间对浙江投资仅有77亿元，不到当时全国平均水平的一半。

　　浙江人似乎无路可走了。

　　与一片坦途相比，无路可走时人们的选择更能体现他们的文化特质和精神品格。

　　像身为浙江人的文化先驱鲁迅说的那样，浙江人在别人看来是死路的境地，以“地上本没有路，走的人多了，也便成了路”的创新精神，在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曙光乍现时，成为探索者和先行者，最终开辟了一片广阔天地。

　　采访结束时，徐冠巨将一个精致的小青瓷缸赠送给记者，它所仿制的正是那口粗糙的大缸。

　　这个小小的礼物提醒我们，探源浙江经济崛起的历史，必须抛弃对英雄的崇拜和宏大叙事的喜好，转而关注那些并不被人注意的"野草"。

　　(二)

　　历史学家黄仁宇说，一些易于被忽视的事件，表面看来虽似末端小节，但很可能是在以后掀起波澜的机缘。

　　上世纪70年代末，一个贫穷辍学的台州青年，背上补鞋的小箱子，含泪告别父母，走南闯北去了。以后几年的时间，他走过最繁华的城市，也走过偏僻的乡村，这个修鞋匠便是今天的缝纫机大王、飞跃集团董事长邱继宝。

　　坐在宽敞的办公室，邱继宝向记者讲述这一切时，艰辛已成回忆。

　　今天，很多浙江人的成功都必须从二、三十年前的一次人生远行讲起。

　　费孝通先生说，"以农为生的人，世代定居是常态，迁移是变态。"在改革开放初期，当大多数中国人还生活在惯性中，遵循着几十年的生活轨迹，务农者安于农田，务工者安于工厂。体制一旦松动，浙江人便动了起来，成为中国改革开放之后的一幅生动的迁移图。

　　一位美国学者将浙江的发展归结为3个"M"，一个"I"的结合。三个M分别是Massintiativeness(群众的创造性)、Motility(流动性)、Markets(市场)，一个I是Interstice(中国经济结构的空隙)。

　　像邱继宝们这样的人生远行，正是"流动性"的体现。走出去，是浙江的秘诀。而这一次人口大流动，正是近三十年来，浙江的第一次富有历史意义的出发。

　　他们要么做一些换糖之类的小生意，要么靠手艺吃饭。当时，温州的修鞋匠、理发师、弹棉花匠；东阳的建筑工；永康的五金匠；台州的豆嫂走遍全国，几十万浙江人在全国各地艰苦谋生。很多外省人，至今还记得那些浙江人挑着担子走街串巷的情景。

　　那么，Motility(流动性)又给浙江人带来了什么？

　　南存辉向记者回顾这段历史时，没有当作苦难来回忆，反而当作进入商场的预备学堂。"修鞋也有学问"，几个客人同时修鞋，先给谁修，后给谁修，都有门道。这些经验教会他以后在商场如何稳住客户。更多的浙江人，则在流动中发现了商机，并积累下"第一桶金"。

　　张仁寿(浙江工商大学副校长、浙江省经济建设咨询委员会委员)：这一阶段有20多万浙江务工人员，不畏艰辛与歧视，在各地艰苦营生，成为该阶段浙江区际开放的一个特色，这些最早在全国各地走街串巷的务工人员，也从视野观念、资金积累方面，为日后驰骋商场打下了重要基础。

　　浙江省工商局曾按照年销售额排序，推出了一个浙江非公经济百强榜，有人发现，100个身家从几千万到几十亿的老板中，很多人最初的财富积累都是从一厘钱、一分钱起步的。

　　皮鞋生意做到国外的奥康集团董事长王振滔本是木匠，身家百亿的华立集团董事局主席汪立成则是丝厂临时工，低压电器大鳄正泰集团董事长南存辉和缝纫机大王飞跃集团董事长邱继宝则有一个共同身份---修鞋匠……

　　这些人的幸运在于这是一个英雄不问出处的新时代，它会慷慨酬劳那些顺应时代发展趋势的人。思想解放、善于学习、吃苦耐劳，这些与发展市场经济相吻合的品质和精神，决定了浙江人将成为新时代的成功者。

"浙江没有资源，最大的资源就是人。"正如浙江省委书记赵洪祝所说，浙江经济是典型的内源性民间力量推动经济发展的老百姓经济，是"民有、民建、民享、民办的民本经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