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为"之道

　　第一次到浙江省委、省政府大院门口的人，都会惊异于其大门两侧悬挂的牌子之多，几乎现行体制下所有省级机关的牌子都可找到。记者需要采访的省委政策研究室、省发改委、省社科院等部门都在这一个院子里。

　　"浙江机构精简，人员少，所以才能在一个院子里盛下。比如我在的研究室加上省政府研究中心的牌子，一共37人。"采访伊始，当记者向浙江省委政策研究室副主任郭占恒说起我们的这个印象，他笑着作了解释。

　　"'小'政府，官本位意识会逐渐淡薄，浙江的厅局长，离家十几分钟路程的，都骑自行车或步行上下班，这很正常。""别看人少地方小，并不妨碍政府做好该做的事。"

　　郭占恒随后递来一份他以前撰写的"浙江经验"的总结，谈起他对"小"政府的理解以及人们对浙江政府"无为而治"的认识误区。

　　"在行政观念上，政府不是我要你去干什么，而是我可以为你干什么或者你需要我为你干什么。"

　　"人们普遍把浙江的发展总结为民间力量的推动，认为政府只是无为而治，而忽略了对浙江各级政府作用的研究。"

　　郭占恒认为，这种认识是片面的。制度因素对于解放和发展生产力，尤其是在激励人们创造新生事物的行动和信心方面起重要作用。最优的制度变迁，应该"由下至上"与"由上至下"相互作用、相互协作来完成。

　　"政府职能转变不到位，有限的市场资源就不能实现优化配置。认识浙江经验，不能不认识政府发挥的作用。"离开时，郭占恒再次强调着。

　　(一)

　　2007年5月1日，北京人民大会堂。来自全国各地的劳模站在了领奖台上。这其中有数位民营企业家。此时已没人会特别留意他们的身份，但在上世纪90年代初，浙江省在全国首次选民营企业家为劳模，一时令国内舆论哗然，有人甚至诘问"到底是评劳动模范还是评剥削模范"？

　　政府评民营企业家当劳模意味着什么？

　　浙江省政协副主席、传化集团董事长徐冠巨最有感触。上世纪一段时间，"姓社"、"姓资"的争论很厉害，传化集团所在地杭州萧山，很多人把企业停了或者戴上集体的"红帽子"。

　　"传化还要不要办下去，一家人犹豫不决。"徐冠巨告诉记者，这时，当地镇政府仍把徐冠巨的父亲评为了这一年的劳动模范。

　　一张奖状和一朵大红花，打消了传化发展的顾虑，"传化始终是私营企业，从未试图改变自己的身份。"徐冠巨说这都是当时集团所在地政府的肯定行为给了他们鼓励。

　　"尊重群众的首创精神。允许看，允许试，不轻易下否定的结论。"

　　"尊重经济发展的规律和基层实践。不唯书、不唯上，只唯实。"

　　1984年，自发形成的义乌街道市场因为争议被取缔了。刚上任的义乌县委书记谢高华被当地小商贩拦住责问："为什么不让我们摆摊？"

　　面对责问，谢高华开始了几个月的调查研究，随即，他在县委常委会上明确表态：开放义乌小商品市场，出了问题我负责，我宁可不要"乌纱帽"。随后提出的"四个允许"，即"允许农民进城，允许农民经商，允许长途贩运，允许竞争"，开启了义乌的市场勃兴之路。

　　温州乐清柳市镇有8名最早冒尖的私营业主，号称"八大王"，1982年，他们以扰乱经济秩序罪被捕。一时间，受"八大王"事件影响，温州出现工厂关门，商店收摊，人人自危，个个提心吊胆，经济徘徊不前的状况。

　　南存辉告诉记者，面对温州经济的萧条，时任温州市委书记的袁芳烈陷入了深思，经过反复考量，他决定改正错误，为"八大王"平反，他给这些人披红戴花，并称赞说"'八大王'是发展商品经济和搞活流通的能人。"此举一出，温州又"活"了。

　　马津龙(温州市委研究室原主任、教授)：浙江在市场经济改革中，也曾走过一些弯路，甚至一些地区一度对民间交易活动和个体私营经济采取过限制或打击的态度和政策，但有一点需要注意，浙江往往也是有打有保，不一棍子打死，让实践和时间来检验，因势利导，使之逐步完善。

　　"冒着丢官帽子的风险让私人办企业，还能说'无为'吗？"采访中，对于无为而治的说法，一位浙江官员笑着辩解道。

　　记者不禁感慨，浙江政府官员所谓的"无为"，不过是用一种看似"无为"的方式，解决现实问题的智慧。

　　(二)

　　记者一到义乌，一位当地朋友便开玩笑说---不要小瞧这个小城，这可是当今中国权力最大的县级政府(当然自治县除外)！

　　2006年11月，浙江启动了第四轮强县扩权试点，这次扩权试点就是义乌，在不改变其由金华市领导的管理体制的前提下，义乌市政府除了规划管理、重要资源配置、重大社会事务管理等经济、社会管理事项外，基本上具备了地级市政府所具有的权限。

　　义乌扩权，是浙江省行政体制改革的一个深化和延续。如果说，在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初期，浙江政府主要是一种因势利导的"无为而治"的话，那么从上个世纪末开始，浙江政府开始强调科学有为。根据文献分析证明，这一阶段浙江地方政府在15个方面的改革中，有8个方面在全国处于先进水平。

　　提到浙江政府的科学有为，不能不提浙江的扩权县改革。浙江从20世纪80年代开始就实行省管县财政体制，同时县级党政主要领导干部由省委直管，一度在全国独树一帜。

　　进入90年代以后，浙江三次扩大县(市)经济管理权限，做到能下放的权限都予以下放，同时大幅度削减了行政审批事项。这一体制增强了县域经济发展的自主性。

　　浙江省社科院经济所所长葛立成说："浙江县域经济现象与'省管县'财政体制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甚至可称其为浙江的一项'秘密武器'"。

　　如今，县域经济生产总值已经占到浙江省的70%，浙江成为中国县域经济最发达的省份。在最近3年的国家统计局公布的全国百强县排行榜上，浙江连续3年上榜强县达到30个，位居全国之首。

　　"云朝朝朝朝朝朝朝朝散，潮长长长长长长长长消"。这是南宋温州籍状元王十朋在地处瓯江江心的江心寺留下的一副千古名联。看惯了市场潮涨潮落之后，浙江人对先人的名作或许会别有一番感触。

　　对浙江人而言，历史的酬劳是丰厚的。他们用20多年的时间由一个欠发达的农业省变成工业大省、经济强省。

　　乘船沿江而下，直奔瓯江出海口。浪拍船舷，长风扑面。不多久，有人高呼，出海口就在前方！受钱塘养育的浙江人，能否驾御前面那片蔚蓝色的海洋，进入一个科学发展的新境地？以"弄潮儿"自居的浙江人又将怎样续写潮起更扬帆的故事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