运动员明星化是地位下降的表现
访谈嘉宾：文军，华东师范大学社会学系教授、博士生导师
运动员不能代表国家整体形象
南都周刊：中国体育明星，从郎平、李宁时代就开始了，李宁虽然从商、郎平执教美国队，但一直保持着积极的形象，从伏明霞、田亮开始，负面消息出现，而刘翔这样的体育明星已经不是正面、负面可以评述，他的奔放性格与攻击性，连国外媒体都觉得惊愕，您如何看待这种明星形象的转型？
文军：我觉得一个体育明星的公共形象首先与大众传媒和公众的集体意识相关。实际上任何一个人都具有两面性。对于前辈的明星，我们可能从媒体中了解更多的是他们积极的一面，但这并不等于他们没有缺点。而现在，我们之所以看到越来越多具有负面信息的明星形象，我想，这一方面与当代传媒社会的形成有关，在当今媒体报道日益多样化和媒体影响日益深入的时代，任何一个明星的任何举动都可能成为媒体关注的焦点，由此也成为公众关注的焦点。
另一方面与体育明星这个群体的多样性有关。在个性特色极度张扬的当代，体育明星也在不断地异质化。有些明星极度地张扬个性，体现自我，不是体育明星的当代形象发生着历史性的变化，而是回归到了作为一个人的本真状态。在一个开放的传媒社会里，我们越来越多地看到了明星的整体形象。因此，就此来说，它与国别无关，而是人性的共同体现。
南都周刊：但在历史视野中，尤其在中国，体育与国家、民族、公民意识都有着重要和复杂的关系。过去，运动员是一种国家象征、体育是一种身体训练方式。如今的变化，反映的是什么样的社会变迁？
文军：我们生活在一个多元时代，所以任何一个群体都不可能承载一个社会或时代的全部，也不可能代表一个国家或社会的整体形象。
无论是娱乐明星还是体育明星，充其量也只是众多优秀群体中的一类群体而已。因此，我个人认为，像娱乐界的明星一样，体育明星的出现乃至成为许多公众的偶像，主要不在于运动员本人的变化，而是整个社会环境与文化转型所造就的一种结果。
这种转型表现出来的一个最大特征就在于一切已变得越来越公开化和通俗化，借助大众传媒的力量，一切世俗的东西都具有了强烈的公共感染力和文化渗透性，任何现象都可能成为公共现象，任何人都有可能在一夜之间成为大众关注的“明星”。
还是上面的观点，明星的存在首先在于有一个适宜于明星生存和发展的社会文化环境。与以前相比，我认为不是我们的明星本身发生了很大变化，而是我们这个时代的受众和传媒特性发生了很大的变化。
不太赞成神圣化运动员
南都周刊：抛开一个学者的身份，作为一个体育爱好者，您又如何看待体育明星与明星化现象呢？国际国内，你更喜欢哪类的体育运动员？你这种偏好，跟您的成长年代与教育背景有关系吗？
文军：我从来没有在内心世界里去崇拜过一个人，所以，也就从来没有“追星”的感觉。包括体育明星在内，我尊重他们为国家所取得的一切荣誉，就像尊重其他任何领域里为国家和社会取得同样高的荣誉的优秀人士一样。但这不能成为明星化的理由。所以，我不太赞成明星化现象。
过分地关注和推崇某个群体就是对其他群体的不公正。因此，我对体育运动员的类型，没有特别的偏好。如果非说不可，可能与我自己喜欢的体育运动项目相关，而这与具体的明星类型及其形象无关。我承认，这种价值观的形成与我的教育和专业背景相关。对于习惯于观察和分析各种人群及其行为的社会学研究者而言，几乎没有什么人及其行为能够引起我的好奇了。
南都周刊：那么，在一个社会中，体育和运动员的地位与价值到底如何？在当代社会中，是否还存在一个体育运动员的理想形象？
文军：现代性的动力之一在于象征符号的形成和专家系统的存在，也就是说社会运转越来越依赖于可以动用符号系统的专家群体。
因此，从现代性这个角度来看，体育不仅具有国家形象这样的符号价值，也是一种培养专家系统(即体育明星)的途径。在现代社会，各个领域都充满着专业性，任何一个人都不可能成为什么都懂的全能式的“通才”，而最多只能是在某一个领域成为一个方面的“专家”。
可以说，运动员作为现代社会的“专家”之一，没有什么特别的地方，他充其量也只是一个领域内的专家之一而已。所以，我不太赞成把体育和体育运动员神圣化。从现代社会的“专家系统”构成来看，把运动员明星化，不是在提高运动员的地位，而恰恰是在降低运动员的地位。因为“专家”的造就是一个艰苦而漫长的过程，而“明星”的出台却可能一蹴而就、一夜成名。
南都周刊：在奥运的大背景下，公民应如何看待中国的体育事业、体育产业与体育明星？
文军：体育可以代表国力，但决不是国力的全部。我们可以借助于奥运会的召开来提升中国的国力和影响力，但中国国力的最后形成绝对不能仅仅依赖于中国体育事业和体育产业的发展。体育明星可以为中国体育事业的发展争取荣誉，但绝对不可能承载起整个中国的现代化建设。用一颗平淡的心去看待我们的体育明星，不盲目崇拜，也不刻意藐视，或许，这就是我们对待现代社会明星的一个观察视角和态度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