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10月21日零时起，国内WindowsXP专业版部分盗版用户，可能每隔一小时会被“黑屏”一次。企业保护自身的知识产权无可厚非，但美国微软公司以黑屏“惩戒”盗版，这样的方式是否合适？在整个“微软黑屏”事件中，我们应该学习到些什么？而对于在本次事件中凸显的知识产权问题，上海如今相关领域的发展建设情况如何？

　　 昨天上海科学会堂，在上海知识产权局主办的《改革开放30周年———知识产权工作回顾与展望》座谈会上，改革开放30年来上海知识产权工作的众多亲历者，通过各自经历，在向我们详尽描绘上海知识产权事业发展30年路线图的同时，本报记者也在会议间隙与众专家交流，结合热点，再为读者解析———在知识经济时代，知识产权之于我们每个人，早已休戚相关……

　　 一堂知识产权课

　　 记者：“微软黑屏”事件再次给很多人上了一堂知识产权课，我们到底该怎样看待微软的这一行为？

　　 陶鑫良（上海大学知识产权学院院长、教授）：微软此次“黑屏”遭遇广泛的抵制甚至“恶搞”，早在10年前，我其实就提醒过他们。当时微软公司曾和我们学校合办过一次研讨会，会上他们反复强调每年投入巨额财力、人力用于研发，每一个新产品，凝聚了多少专利……我听了，一方面感叹他们专利意识的确到位，但也提醒他们，知识产权毕竟是“双刃剑”，凡事过犹不及，一味主张自己的权利，难免“剑走偏锋”，容易引起公众不满。没想到，十年后，真发生了这样的事情。

　　 我们讲知识产权，无论何时都不要忘了它包含两方面的问题：一方面是反侵权，一方面是反滥用。只有当我们对这两个概念都有了客观辩证的看法，才能说我们的知识产权意识到位了。

　　 章云祥（中科院上海有机化学所研究员，国内首批获得专利授权的发明人代表）：知识产权概念真正进入中国，要从1985年建立专利制度算起。当时我参与申请第一批专利，并成为首批获得授权的发明人之一。当时所有程序都是我们技术人员自己做，最后国务院开了一个会，发了证书。这个过程和现在很不一样。

　　 像这次关于微软的讨论，我倒认为是一次普及知识产权意识的好时机。如果说微软的行为有过度保护之嫌，那么我们大多数国内企业，还没有形成保护知识产权的意识。要让国内企业家形成尊重知识的共识，知识产权文化的普及依然任重道远。

　　 陈学军（上海市工商行政管理局副局长）：作为政府管理部门，我们的职责是主动出击，打击商标侵权行为，营造保护知识产权的氛围。目前在生产领域，商标侵权的行为大为下降，从早期的高比例下降到现在的不足10%。在流通领域，大中型商业企业和主要商业街基本杜绝商标侵权；在服饰小商品市场，售假行为处于可控状态。

　　 从2003年到今年，工商部门查处的商标侵权案件达到了9739件，没收销毁的侵权商品达742万余件，涉嫌商标犯罪案件34件，涉及到的人员38人。在这些案件当中，由工商行政管理部门主动查处的商标侵权案件达到了8377件，占商标侵权案件总数的86％。

　　 知识产权就是财富

　　 记者：不惜得罪用户也要保护自己的知识产权，究其原因，是因为知识产权就是财富。但这些都需要一个前提，即促进知识产权创造、运用、管理和保护的社会环境。

　　 须一平（上海专利商标事务所有限公司董事长）：记得三十年以前我参与制订我国专利制度时，有很多反对，认为这是资本主义“入侵”中国。现在看来，我觉得改革开放三十年来，知识产权制度在中国的发展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

　　 大环境的变化，也能从上海专利商标事务所的发展历程上折射出来。1984年到1993年是艰苦创业阶段，而如今上海专利商标事务所已成为国内外著名的知识产权代理机构。2004年我们所一年新代理的案件已超过1万件，代理的商标新案一年有6000多件，全年的总收入已经达到了1.9亿元，这个收入比1995年增长了7.8倍。

　　 陈学军：商标是知识产权重要的组成部分，1983年3月1日正式实施的《商标法》是改革开放以来中国颁布的第一部知识产权的法律。随着商标法律法规的完善，我国商标事业随之取得了长足进步。企业的核心竞争力提高了，以2007年重新认定的117件著名商标为例，企业销售收入和利润现在分别达到1155亿元和160亿元，比三年前新认定时分别增长了68%和43%。绿地房产、宝钢钢铁、振华港机、携程旅游等一批企业成为行业龙头和标杆。

　　 随着改革开放不断深入，知识产权的作用也日趋突出，上海商标发展到2007年底全市累计有效注册商标12.2万件，比2002年底增长了90%。希望到2012年，本市国内有效注册商标达到20万件，并建立起以“商标运作中心”为核心的商标公共服务平台。

　　 矫枉过正也许双输

　　 记者：那么，如何看待“微软黑屏”这一警告行为，这在保护知识产权上是否有些矫枉过正？

　　 陶鑫良：这样的方式是有些过度了。但从中我们也应该认识到一个问题，过去我们讲知识产权，想当然就是保护，但其实，知识产权分为两个部分，除了保护外，知识产权本身还有公共物品属性。当前是知识经济时代，除了要重视保护知识产权，也应该将知识产权从高不可攀的“神坛”上请下来。要是知识产权过于“强大”，会阻碍传播，反而不利社会发展。

　　 朱妙春（上海妙春律师事务所主任）、钱元春（上海市天宏律师事务所律师）：微软采取这种方式，可能是基于对中国盗版软件长期得不到有效遏制的一种反应，但在目前我国法律框架下，微软这种“私权救济”的做法甚至不合法。从现行中国法律法规看，法律并不规制最终用户使用盗版作品（软件）的行为，即“法不禁止即允许”。据此，微软该行为显然已干涉最终用户正常使用软件，实际上已超越了我国法律的界限。

　　 个人认为，微软的这种行为无法收到积极效果。保护知识产权要通过合法合理途径进行，不能利用技术优势或者垄断地位为所欲为。在现阶段，微软应当结合中国民众的消费水平调整软件价格，使大众能用得起正版软件，以疏导和沟通的方式要比“黑屏”更能让公众接受和理解，塞则不流，最终导致的也许是双输。

　　 记者：提到法律法规，如今上海在知识产权法制建设方面的情况如何？

　　 吕国强（上海第二中级人民法院副院长）：自1994年2月15日上海高中院同时成立知识产权庭，我就一直在这个领域工作。总结这些年来的发展，上海法院知识产权审判在许多方面取得了不少成绩。受理案件数量明显增长，受理的范围也不断扩大。1994年后，我们更开始建立了专业化的审判机构，到现在为止，整个上海法院一共建立了五个知识产权审判庭，也因此有了一批专家型法官，如今已近50人。此外，我们还增加了知识产权审判的透明度，案件可以网上直播，大家可以通过互联网随时查到法院已生效的判决书。

　　 此外，上海法院在知识产权审判方面有不少全国之最。比如在知识产权案件当中适用法律赔偿，如今这个模式已被中国加入WTO后纳入，成为法定规律；上海还建立了无代理律师、专利或商标代理人身份的知识产权专家咨询制度等若干独有的审判方法。

　　 “微软黑屏”的启示

　　 记者：“微软黑屏”事件对如何保护知识产权提出了新的课题。那对于中国、对于上海来讲，在知识产权的发展中，我们下一步该怎么走？

　　 包起帆（上海国际港务集团有限公司副总裁）：时至今日，企业关注知识产权的重要性不言而喻。一方面发展自己的知识产权，不要踩人家地雷惹麻烦；一方面也要发展自己的独占性技术，并且提防不要被人家拿走。

　　 要实现这个目标，我有两个具体的希望。首先，希望国家主管部门的专利审查能提高时效性。现在发明一个专利，从申请到授权，没有三四年不行，这还算是快的，但很有可能那时候新的东西早已经出来了。其次，对发明人利益的保护还是要进一步落实。现在上海已经有了奖励职务发明的实施细则，但怎么真正落到实处还是有大量工作要做。

　　 陶鑫良：作为高校教师，我想谈谈知识产权的人才队伍问题。在今年6月公布的国家知识产权战略纲要中明确提出，要建立国家知识产权人才培养机制，大规模培养通晓国际事务的知识产权专业人才，重点培养企业急需的知识产权管理和中介人才。在这样的大背景下，据我们预测，到2020年我国需要的知识产权人才数量大概在5.5万到8万人左右。针对这个情况，上海能否发挥一贯的优良传统，在市有关部门的领导下整合资源，发挥上海高校的组合优势和交叉优势，各校错位发展，师资共享？

　　 学校一方面要加强教学实践，另一方面要大力发展在职培训。考虑我国的实际情况，在职培训在相当长时间内依然是主要的人才培养模式。

　　 吕国强：知识产权审判走过的道路，和改革开放的大背景密切相关。所以说，坚持改革开放，既是过去的经验，也是我们今后工作的方向。知识产权工作的特殊性，也要求我们审判工作必须时刻关注整个世界知识产权审判发展的趋势，要严格履行中国已经参加的国际公约，这很重要，因为知识产权审判不是一个关起门来本地化的审判。

　　 其次要立足中国国情。我们的知识产权事业，到现在也就三十年不到，跟西方国家一百多年的历史有很大差距。而且中国这么大，人口这么多，老百姓的知识产权意识比较薄弱，东西部差距又这么大，我们不能离开中国的国情去一味地跟国际接轨。与世界同步，同时立足中国国情，这应该是辩证看待知识产权的另一层意思。(章迪思 梁建刚 胡慧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