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华网北京3月2日电题：一个“打工村”的原生态记录——随农民工全国人大代表康厚明回乡调查记
新华社记者张先国、刘健、朱薇
蚕豆青，油菜黄，穿行在家乡的田垄间——全国人大代表康厚明惦念着即将在北京召开的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就像在北京参加人代会时惦念家乡一样。
重庆市永川区来苏镇石牛寺村是一个欠发达的普通村庄。在村民们眼中，康厚明代表是“架桥”，让他们与北京气息相通。
2月中旬，记者随康厚明代表回乡做人代会前的农民工就业问题调研。
“找粮”“找钱”“找城”——外出打工梦想的变迁
西出重庆市区50多公里到永川城区，再往西南方向行约30公里的蜿蜒山路到达石牛寺村地界。目前，全村2300名劳动力中有1750人外出打工，春节前失岗返乡的有85人，春节后有25人外出后至今工作还没着落。
这个名副其实的“打工村”人均耕地仅1亩，丘岗上的稻田大多只有篮球场大。 “地不活人，手艺活人”，现年70岁的老石匠康忠成是最早外出打工的农民之一，他说，上世纪六七十年代，生产队组织有手艺的农民出去修水库、盖厂房，生产队收工钱，给农民记工分、分口粮。当年他们因能吃饱肚子而广被羡慕。
能把工钱装进自己口袋是在1982年分田到户之后。当年，村民王金太带出40多人组成的建筑队，成为全村第一个“万元户”。1985年，另一支建筑队达到300多人规模，但后来由于管理不善，揽活少了，队伍散了。
张铭成算是全村第一位“成功人士”。他的建筑队现有100多人，搞桥梁和道路建设，上海、浙江、重庆都有他的工地。康厚明代表就在他的建筑队里工作。2000年，他卖掉老家的房子，在重庆城区买了两套住房，成了“城里人”。
去年，康厚明的弟弟康厚健用自己打工十几年的积蓄，花26万元在永川城区买了房。康厚明说：“从我们村看，几代农民外出打工的梦想正在发生变化，最初是找粮填肚子，后来是找钱过日子，现在凡是有些积蓄的都梦想进城买房子。”
让康厚明高兴的是，农民工问题引起了政府和全社会的高度关注，政策也越来越符合农民工的需要。比如，现在一些地方农民进城买房可贷款，且不交契税，有的城市还允许农民工购买经济适用房。
“在今年的人代会上，我将建议政府为农民工进城创造更优惠的条件。”康厚明坚定地说。
“土地”“老人”“孩子”——农民工割舍不掉的根
在石牛寺村，几乎所有的男人都有过外出打工的经历。56岁的康忠义至今记得1992年第一次打工的情形。临走时老婆给他煮了30个鸡蛋，他坐火车到湖北省郧西县，在建筑工地干了三天挣了100元，就找不到活干了，回家时兜里还有几个鸡蛋。时至今日，康忠义的家境仍不算殷实。
16岁的康钦萍是个清秀文静的初中生，也是典型的留守孩子。9岁那年，父母讲都没讲一声，就跑到广州打工去了，说是怕一告别就舍不得走。以后一年春节见一回，父母买回来的衣服不是大就是小，没办法穿。
康钦萍说：“我的同学80%以上都和我一样，最苦的是那些单亲家庭的同学，家长没经济来源，靠学校补助才能吃上饭。”对于未来，她感到“有种说不出来的迷惘”，肯定不会呆在农村，更不想去打工。
“在外打工，丢庄稼，丢老的，丢小的，弄不好还丢老公，是顾钱还是顾生活，我20年都没有弄明白。”40岁的唐显秀说。她近20年来从未断过打工的念头，可她持续最长的打工时间只有8个月。她说：“我做梦都想把广东的厂子搬到永川来。”
与唐显秀一样，25岁的李秀红希望能就近就业。她曾在广东制衣行业打了6年工，前年初辞工回家生小孩。她说：“前年朋友打电话回来说工作很好找，一个月一千多块，最近她们都说工作很不好找，找到工资也只有七八百块。小孩已经断奶了，我又不会种地，要打不到工该怎么生活？”
“农民工社会保障”“农民工子女就学”“农民工职业病防治”是康厚明代表参加今年人代会重点准备的建议内容。他说，全社会在关注农民工“失岗返乡”的同时，还应关注农民工“大龄返乡”“大病返乡”“生子返乡”等现象。
“社保”“医保”“维权”——人大代表也困惑的难题
30多岁的吕成春在外打工10年，干过冲压工、车工，月工资最高时达2600元。去年9月，因为厂里效益不好返乡，在永川城区买了间小门面，专卖十字绣。让他不甘心的是，他在工厂干时交过养老保险，现在想把保险转回来，却没有政策，退保又太不划算。
吕成春的遭遇是康厚明长期琢磨的问题，可要实施全国通行的社保医保制度谈何容易。比如，重庆市为农民工办医保，个人每月交5元，企业每月交24元，大病可在市区就诊，可很多农民工不愿意参保，嫌城里的医院赚钱太多。在石牛寺村卫生所，平均一单处方药费约15元，仅仅是城里大医院的一个零头。
最让康厚明代表挠头的是农民工维权问题，当选全国人大代表一年来，他接到近百起农民工的求援。就在他回乡调查期间，27岁的姚景泉找上门来。去年3月14日，小姚在重庆一家公司上班时被身后飞出的砂轮击中头部受伤，花了2.5万元医疗费。法院一审判决认为，小姚未与公司签劳动合同，属见习实践培训，不支持他要求赔偿医疗费的诉讼请求。
“即使我是个过路人，公司也应该赔偿啊！”小姚情绪激动。康厚明代表对他说，“你应该尽快上诉，到时候我会与二审法院联系，争取让你能得到一个公正的结果。”望着小姚的背影，康厚明代表不自觉地冒出了口头禅：“农民工不怕受苦，就怕受气。”
硬邦邦的难题，沉甸甸的民意，经过此番回乡调查，康厚明代表思考得更多更远。但他相信，所有的难题最终会解决，所有的民意最终会得到回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