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华网北京3月6日电(记者茆雷磊)不久前出台的《珠江三角洲地区改革发展规划纲要(2008-2020)》(简称《纲要》)使粤港澳经济一体化成为热点话题，在北京召开的全国两会上，港澳代表、委员就此问题畅所欲言。他们认为，三地间应进一步加强沟通、明确错位分工发展思路并重视对机制、体制的创新。

　　盼：区域沟通常规化、细致化

　　“区域经济一体化是全球大趋势，粤港澳长期以来都保持着合作关系，特别是香港、澳门相继回归后，三地间的合作更是日益紧密，”澳门特别行政区全国人大代表刘艺良说，“《纲要》的出台，意味着粤港澳今后的合作应该更上一层楼。如何统筹三地实际情况来共同制定有关发展计划，如何有效率地落实好这些计划，这就需要三地进一步加强沟通。”

　　他告诉记者，粤港和粤澳之间，目前每年都会举办一次高层联席会议，《纲要》发布后，也在香港举行了一次粤港澳三地政府的联席会议。他认为，借助政府间联席会议这种平台，就大家都关心的问题达成共识，效果非常好。但是要加快推进粤港澳经济一体化，光靠每年一次的联席会议是不够的，而“应该建立更紧密的长效机制，使这种联席会议常规化”。

　　“另一方面，三地间的沟通还需要进一步细致化，因为只有这样才能提高合作效率。”刘艺良举例说，由于澳门在陆路上与珠海相连，所以粤澳合作中最直接的就是珠澳合作。但珠海作为地级市，在很多具体合作事项上力有不逮，现阶段珠澳合作只能无奈地在粤澳合作的大框架下以“兜圈子”的方式进行，造成诸多不便。

　　“如果广东省能充分授权珠海，使珠澳间得以用专项合作小组的形式直接进行沟通与合作，那局面就会大为改观。”刘艺良说。

　　悟：区域分工错位化、互补化

　　在1989年就已在广东进行投资的香港特别行政区全国政协委员李秀恒看来，粤港澳三地经济合作发展并不是多么新鲜的概念。“今后三地之间的沟通主要应解决一个协调、规划的问题，一定要避免重复建设和恶性竞争，”他说，“珠三角区域不大，却有5个机场，这就是过去没有统筹好所带来的教训。”

　　来自澳门的全国人大代表梁维特说：“香港就是要强化国际金融中心、航运中心和物流中心的角色，澳门就是要成为世界旅游休闲中心、会展中心，广东就是要加强制造业发展，分工一定要明确，要错位发展，这样才能达成粤港澳经济互补、互惠、互利的效果。”

　　梁维特表示，这不是说香港就不要发展会展业、澳门就不要发展物流业、广东就不要发展金融业，而是说三地的发展应各有侧重，不要造成资金和资源的浪费。“政府间明确分工只是第一步，”他说，“最重要的是要将这种错位化发展战略向三地企业和社会交代清楚，这样才能促使各项资源围绕粤港澳经济一体化的目标更合理地流动，而不是盲动、躁动。”

　　今年的政府工作报告提出要“加快推动港珠澳大桥、港深机场铁路、广深港高速铁路等基础设施建设”，这些重大基建项目主要涉及的是粤港。对此，梁维特认为恰恰体现了区域分工错位发展的思想。“澳门不需要那么多大型建设，当然不应该在这方面下太大功夫，这是非常正确的。”

　　促：突破机制、体制创新瓶颈

　　“粤港澳经济通过多年合作发展，效果很好，要进一步提升层次就必须在体制、机制上解放思想、推陈出新，”港区全国政协委员张国良告诉记者，“如果在体制、机制上不能创新，就算再多搞1000项合作，也只有量的积累，而不会有质的飞跃。”

　　张国良表示，“一国两制”在港澳实施多年，港澳在经济上很多措施、做法、制度，与内地差异很大，但的确行之有效，完全可供内地借鉴。“粤港澳经济要实现一体化，广东就要敢于引进港澳的一些先进做法。”

　　在这次全国政协会议上，张国良等港区委员关于在深圳前后海地区由港深合作建立、管理一个国家级创新自由贸易区的提案获得了百余名委员的签名联署，这份提案建议使自贸区拥有与香港基本一样的企业经营自由、货物流动自由、人员进出自由和外汇自由，并在区内实践各种港深金融合作创新试验——这可视为张国良所说的体制、机制创新的实例。

　　“制约粤港澳在珠三角区域进一步合作发展的主要因素，现在已经不是硬件不足，而是制度上的障碍。”香港特区全国政协委员黄英豪说，粤港澳三地的政治、社会、经济、金融、法律制度以及司法解释等都各不一样，“不同地的企业之间签合同，用哪边的法律作依据呢？采用香港法律，在澳门和广东就没有效力。另外，香港和内地之间不能直接汇款，而且由于澳门没有进入国际结算体系，即使港澳之间资金往来也非常不便；在人员往来上，内地居民赴港和赴澳，通行证也要分开办理……”

　　因此，黄英豪认为，粤港澳三地制度要在一定程度上接轨，“《纲要》的发布只是一个开始，我们有很长的路要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