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的代表习惯就鸡毛蒜皮的事情发表议论，提一些花里胡哨的议案，实际上很多都不是应该在全国人大上讨论的。许多重大的问题，比如预算，有多少人在谈？

　　国花、国树、国服、国饮、国术、中华元、千元钞、女人节、男人节……这些都是一些代表、委员口中念叨着的新名词，让人不由得佩服起胡适笔下“名教”的入木三分。

　　引起轰动的不一定是国家大事，也不一定是敏感话题，可能只是花边。

　　汽车集团老总建议，允许用公积金买车。

　　电影大导演建议，国家往电影里撒15亿元。

　　家电企业老总建议，“家电下乡”下到城市低保户。

　　中学校长建议，禁止学生带手机进学校。

　　保险公司老总建议，建立强制医疗责任险。

　　风景区的老总纷纷建议，快点恢复五一黄金周。

　　代表、委员越来越会给自己的企业或者行业说话了。当然，公众未必买账，网民赠两字：雷人。

　　“有些讲得太肉麻，有的好哭穷，一发言就是向国家要钱，或者全说些空话、套话。”“福娃之父”韩美林在政协上放了一炮，他建议，委员们献计献策不能“献媚”。

　　缺席了两年的刘翔委员表示：一直珍惜这个荣誉。还是把政协委员首先当作了荣誉。

　　胡适说：名教扫地，中国有望！

　　蔡定剑教授，中国政法大学宪政研究所所长，曾任全国人大常委会秘书组副组长，兼任北京大学法学院人民代表大会与议会研究中心执行主任。本刊记者对蔡教授的专访，就是从两会“雷人话”说起。

　　为谁说话，关键是谁决定你

　　《新民周刊》：怎么样看待两会上的“雷人言论”？代表委员应该站在站在阶层利益说话还是站在公众利益说话？怎么看待两会上行业或者地区利益的博弈？

　　蔡定剑：这个要从代议制说起。西方代议制理论有个发展过程。

　　早期的代议制有点像选举香港特首和立法会，有各种界别代表。西方国家是等级代表，也有行业代表，这就很清楚，为行业或者社会阶层利益说话，是等级、阶级和行业代议制。

　　这是原始的、落后的制度。首先这不公平，界别很难穷尽，界别人数多少也难界定。另外，代表只为行业利益说话，如果不按利益说话就要被罢免。议会成了分赃会了，变成了地方利益的议会，开会的时候毕竟要站在全局的角度。

　　代议制第二阶段发展到普选。现在的代议制都是以地域为单位，按人头来选举，打破行业界限，脱离了以行业、阶层利益划分的代议制。西方国家不可以罢免议员，选民水平是有限，代表要有一定超然性，不是对选民唯命是从，不是传声筒。一般来说，在大问题上，议员要服从选民，要不然下次选不上了，一些具体问题议员则要有自己的考虑。

　　在西方，政党也是另一个掣肘因素，因为本政党政策和地区老百姓利益可能不完全一致。美国的政党组织性较差，发生矛盾时，议员往往听选民的。在欧洲国家和日本、新加坡，政党比较强，就要听政党的，因为当选议员取决于政党是否推选你。我国台湾地区也是也是这样，李敖可以不靠政党，一般人不行。

　　所以，为谁说话，关键是谁决定你，中国也适合这个原理。

　　早期的时候，不少代表什么也不敢说。现在社会空间加大了，人大会在小问题的讨论上比较有活力。不过，有的代表习惯就鸡毛蒜皮的事情发表议论，提一些花里胡哨的议案，实际上很多都不是应该在全国人大上讨论的。许多重大的问题，比如预算，有多少人在谈？预算问题不是天大的问题吗？钱怎么花的，怎么拨款？这才是人大要决定的问题。

　　一些代表或者委员说话可能带着行业色彩、部门的立场，但是与选区没有关系。

　　《新民周刊》：代表委员谈了很多小问题，是不是越位了？政府处理具体事情，交给人大来表决？

　　蔡定剑：会议不应该是发散性的，应当集中精力探讨国家层面的问题，制度性的问题。如果什么事都在海阔天空地讲，讲得好像热热闹闹，并不决定问题。

　　《新民周刊》：那么人大应该管什么样的事情？

　　蔡定剑：人民代表大会有对国家或地方重大事情作出决定的权力，这就是人民代表大会四类职权(包括立法权、决定权、任免权、监督权)中的决定权。

　　目前来说，决定权与其他职权比，恐怕是一项“软”权力。说它“软”，是由于它不像立法权那么明确，便于行使。也不像选举任免权那么实在，必须依法行使。人们对什么“重大事项”应提交人民代表大会来决定有许多很不一致的认识，加上决定权与党委的决策权和政府的管理决定权界限并不很明确，使得这项权力行使起来很不容易。

　　重大事项必须确确实实是本国或本行政区域内的大事，而不能事无巨细地讨论那些小事。什么是大事？它必须是本地区内带根本性、全局性和长远性的事，而不是那些琐碎的、枝节性的、短暂的事。

　　宪法对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明确列举了决定权范围，包括：

　　(1)全国人大有权批准省、自治区和直辖市的建置；

　　(2)决定特别行政区的设立与制度；

　　(3)决定战争与和平的问题；

　　(4)审查和批准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和国家预算；

　　(5)决定国务院各部、各委员会的设立、撤销或者合并。

　　中国特色的代议制

　　《新民周刊》：我国人大也是一种代议制，这一中国特色的代议制和西方的议会有什么区别？

　　蔡定剑：法国18世纪启蒙思想家卢梭是根本否认代表制的，他主张不要代表制，而实行公民直接管理国家。他在《社会契约论》中说：“正如主权是不能转让的，同理，主权也是不能代表的。”卢梭认为代表只能是歪曲、奴役人民的意志。卢梭的观点是偏激的、理想主义的。现代幅员辽阔、人口众多的国家，公共事务纷繁复杂，卢梭的“直接统治”是不可能的。但他在理论上抨击封建和资产阶级代议制的奴役性和欺骗性，是有一定道理的。

　　其实，“代表”从来就是和民主联系的。早在古希腊雅典也有代表制。如当时规定，只有20岁以上的男子才有参政权。20岁以上的男子只是人群中的少数，这岂不是非民主吗？按照代表制的解释，这20岁以上的男子是每个妇女、小孩和奴隶的代表，所以，它才能称得上是一种多数人的统治。这种理论，到19世纪都很盛行，这就是早期的代表权理论，时至今日，它早已过时。

　　资产阶级政治家建立了代议制政府，即由议员支撑的政府，议员形式上由全面普选产生。现代西方国家，议员责任理论几乎占了绝对统治地位。即认为代表一经选出，则取得独立的地位，独立承担责任。代表在代表机关的发言和表决，完全凭个人的学识、经验和才能去独立作出判断，不受选区选民的任何训示，不受任何人包括选民的约束。这一理论较早地由19世纪英国代议制理论家密尔确立。

　　马克思、列宁坚决反对议员责任制，指责资产阶级议员制最大弊端就是议员选出后脱离人民，甚至背叛人民。马列特别强调代表与选民之间的“委托”关系，选民可以监督罢免代表，从而保证代表服从选民一职，服从选民利益。

　　我国宪法理论界对代表与选民或选举单位的关系，主要有三种：

　　一是，强制委托论。主张代表是特定的选区或选民利益和意志的代表，而不是抽象的“全民意志”代言人。

　　二是，非强制委托论。主张代表可不受选民强制性委托的约束，只是在考虑选取和选举单位利益的基础上，独立、负责、创造性地行使代表职权。

　　三是，集中代表论。认为代表不是特定选区和选举单位的委托人，而是全体选民意志和利益的集中代表者，整个代表机关是全体人民的受托人。代表自身行为不直接对选民负责，而是由代表组成的代议机关向全体人民负责。

　　从理论上说，强制委托理论似乎更符合我国当前人大代表的现实，但实际上，我国的人大代表理论又像是集中代表论。代表并没有受选区和选举单位支配，代表大会上发言表决往往只是“空洞地”代表人民，而不具体代表本选区或选举单位。

　　集中代表理论要求代表全体人民的意志和利益行事。然而，抽象空洞的全民意志和利益是不存在的，全民意志和利益是每个局部和地方人民意志和利益的整合。只有每个代表都全面、客观地反映各自所代表的选民和选举单位的意志和利益，各种利益通过代表大会上的交流、调和、妥协，最后按少数服从多数表决，就形成全体人民的意志和利益。让每个代表事先就掌握全民意志和利益是难以做到的，这样做的后果只能增加代表的盲目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