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月15日，车辆从北京天安门广场刚刚竖起的民族团结柱前驶过。随着国庆的渐渐临近，长安街边多处整修工作接近完工，许多路口摆起主题花坛，节日气氛越来越浓。

　　中共执政能力引世界解读

　　中国共产党十七届四中全会15日开始在北京举行，成为当天全世界受到关注最多的大会。《爱尔兰时报》称，这是一次旨在改进“党建”的关键性会议；《华尔街日报》则评论说，此次全会可能是更加自信的中国共产党的起飞点。聚焦中国共产党，其实就是聚焦中国的道路。中国社科院学部委员程恩富15日告诉记者，西方关注此次会议就是想预测中国未来的走向，并评估中国对世界的影响。值得注意的是，在西方最近评价中国的文章中，越来越多地出现“中国领导人”、“共产党领导的中国”等词。这种变化是细微的，但任何转折往往是从细微处开始的。一名旅居美国的资深媒体人告诉《环球时报》记者，中国走向世界的过程，也是西方理解中国的过程，在所有中国元素中，“中国共产党”应当是最难理解的元素之一，但这种理解却是西方无论如何绕不开的。

　　“四中全会有望创造一段历史”

　　法国国际广播电台15日报道称，中国共产党十七届四中全会15日起一连举行4天，除加强党内建设等问题外，较少在这类会议中触及的经济议题亦可能有所讨论。该报道说，中央全会一向是总书记代表中央政治局向全体委员发表述职报告的会议，但会议也有可能为下阶段经济政策主轴定下基调，对年底固定举行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有一定影响。

　　《纽约时报》、《爱尔兰时报》等15日同时关注了中国的反腐问题。《华尔街日报》15日评论说，本届全会可能是更加自信的中国共产党的起飞点，共产党将愿意试验新的政治选项，如(党内基层)直选，不论结果如何，本周的四中全会有望创造一段历史。

　　中国社科院马克思主义研究院院长、学部委员程恩富说，此次会议这样受关注是因为这是十七大之后首次召开的的党建会议，中国共产党在执政能力方面，面临很多新的挑战，比如政治体制改革，党内现实存在着腐败和官僚主义等问题，国内外对本次大会期待很高，都希望这些问题在大范围内得到更好解决。

　　程恩富说，去年是改革开放30年，而今年是新中国成立60周年，又要搞阅兵，再加上“疆独”、“藏独”等势力也闹得比较凶，还有世界近年来一直在讨论“中国模式”和中国和平崛起。在这种背景下，中国共产党作为中国国事的领导者和操作者召开的这次大会，必然引起西方的高度关注。西方希望借此预测中国未来的走向，并评估中国对世界的影响。

　　从漠视到斜视，再到正视

　　15日的《华尔街日报》还说，“中共全体会议不乏创造历史的例子”，“1978年十一届三中全会标志着邓小平开始通过现代化和解除政府对市场主导启动经济变革”，1992年的全会“是一场伟大的经济试验的开始”。

　　实际上，早在1978年，《华尔街日报》就开始关注中国共产党。当时，该报一名叫罗伊斯特的记者来到广州，他在《中国牌的马克思主义》一文中这样写道：“中国实行的看来是外界没看懂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共产党领导人对学习马克思、列宁和毛泽东思想谈得很多，但是他们不让一些想法盲目支配他们的行动。他们给我的深刻印象是，他们是完全讲求实际的。”

　　正是从那个激动人心的岁月开始，伴随着中国改革开放和经济发展，西方对中国的认识也在一点一点向前推进。而所有这些认识也在相当大程度体现在对中国共产党的认识上，恰如美国前总统国家安全事务助理布热津斯基所说：“要理解中国政治，必须要理解中国共产党复杂而多面的角色。”

　　不少研究中国共产党的学者经历了一个从漠视到斜视，再到正视的过程。这一点从美国著名中国问题专家沈大伟的研究思路中就可以看出。1993年，沈大伟写了一本书，名叫《美帝：美丽帝国主义》，借以调侃中国对美国暧昧的情绪。2000年，他又写了《现代中国国家》一书，明确承认中国的进步，但对中国共产党的评价还是有一些怀疑。2008年4月，沈大伟又出版新书，完全与15年前的《美帝：美丽帝国主义》不同。《华盛顿邮报》对其新书的评价是，沈大伟想要描述的中国共产党是一个充满智慧和不断反省的政党，他并不想回避共产主义在欧洲的崩溃，而是想借此(中国共产党的持续发展)反衬先前共产主义失败的原因。

　　美国前驻华大使芮效俭看完沈大伟新著后，认为这本书非常敏锐地探讨了如下问题：“为什么中国共产党能够牢牢掌握政权，而苏联和东欧的共产主义国家却瓦解了？”“中共究竟先进在哪里？”普林斯顿大学的罗兹曼教授认为：“中国共产党在观念和架构上的重建，将确立一个重新书写中国政治的新标准。”

　

　图为2008年8月2日拍摄的国家体育场——“鸟巢”。

　　聚焦中国共产党，其实就是聚焦中国的道路

　　据俄罗斯《观点报》14日报道，俄罗斯共产党主席久加诺夫表示，世界经济危机背景下，西方国家表现疲软，而中国则保持强劲上升势头，“许多国家都在向中国看齐”。久加诺夫说：“在上一次席卷全球的经济危机中，保持最快经济增长率的是苏联，它在10年之内保持着每年10%-15%的增长速度。而现在站在这个位置上的是中国，它在30年内保持着超高的经济增长态势。”久加诺夫还表示，任何国家的发展都要基于自己的传统和文化，“中国是一个有集体主义传统的国家，从集体决策这个角度来讲，中国要比美国做得好得多。”

　　对于中国共产党引领的中国道路，西方精英有不同的理解。加拿大《环球邮报》认为，这是中国传统的复兴。“中国目前的社会和谐理念和儒家思想有许多相似之处。中国重新确立了在世界上‘应有’的地位，传统儒家‘软实力’思想已开始重新发扬光大。”

　　法国著名中国问题专家让-吕克·多梅纳克教授的解读是，“在共产党历史上，我们从来没见过这样的领导人，他们能够传承过去的历史、合法性和共产党传统，同时又能明白当代世界，知道如何参与全球化而不能完全陷入规则”。

　　美国卡耐基和平基金会中国部主任裴敏欣向记者讲述了他的看法：中国有自己比较独特的治理文化，中国的选择就是中国决策者坚持的选择。这种选择所取得的实际成效，即使在西方，也赢得了更多尊重。中国领导人做出的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其他方面再图改善的决策，西方曾有过各种各样的看法，但到现在，越来越多人认为，中国管理者这样做是非常务实的。

　　从和平发展理解中国共产党

　　一些外电把中共十七届四中全会与国庆60周年联系起来。“美国之音”报道称，“中国执政的共产党精英召开的大会”正逢共产党10月1日建立政权60周年前夕。《爱尔兰时报》的文章说：“在本次会议上，中国将回顾党在过去60年里的成就。理论家们说，这60年分为两个部分，最近30年中国改革开放，使国家成长为一个全球大国。”

　　这是1949年10月1日开国大典之夜。

　　还有分析把中共执政的第60年与苏共执政第60年的1977年作对比，那时苏联正处于勃列日涅夫统治下的“黄金时期”。中国社科院的李伟研究员15日告诉《环球时报》，当时苏联四面出击，与美国争霸，冷战也达到顶峰。这一方面说明它有力量，但另一方面四面出击也消耗了它很大的实力，国内的生活水平增长就变慢了。

　　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金灿荣教授认为，把中国与苏联对比要避免一个误区。中国在政治体制安排上是一定程度上学苏联，但是从毛泽东时期就在努力发展自身的特色，因此，两党的性格不一样。同时，中共和苏共的社会、文明的背景也不同。苏联处在西方文明的边缘，中国处在东方文明的核心，如果简单对比是不科学的。

　　不过，历史上崛起的大国有很多都是以非和平手段实现目标的，共产党领导的中国会不会是一个例外？近年来，随着中国经济实力的不断增强，这已经成为西方关注中国的一个核心问题。日本JCC新日本研究所副所长庚欣对《环球时报》记者说，中国的高速发展打破了世界历史中的“兴衰律”，过去都把崛起国视为国际秩序的“革命者”、“颠覆者”，而崛起的中国却是国际秩序的“平衡者”、“协调者”。

　　盘锦边防支队官兵在辽河三角洲的红海滩上制成巨幅国旗(9月14日摄)。当日，辽宁省边防总队盘锦边防支队官兵将亲手制作的五枚金色五角星，按照国旗排列的位置安放在辖区内占地9万亩的“红海滩”上，向新中国的60华诞送去衷心祝福。

　　这种说法和沙特阿拉伯《杂志》周刊近期一篇文章不谋而合，其中提到“中国在世界上的形象比许多人认为的更积极，因为中国不是一个与人为敌的国家，中国在该地区不做干扰别人的事”，“中国成功实现了经济巨大发展这一主要目标，而没有去刺激别人也没有让人怀疑中国的意图”。

　　正是中国基本依靠自力更生而实现的发展，使西方世界开始静下心来研究中国领导人提出的和谐世界的理念。西班牙《观察报》曾刊发一篇文章谈道：“中国寻求建设一个和谐世界，主张多边主义，强调和平发展。凭借中国模式的成功，中国毫不费力地赢得了发展中国家和反对单边世界、不愿富国独霸天下的国家的好感。”

　　从中国国情认识中国共产党

　　英国广播公司15日报道称，中共全会可能会探讨扩大党内民主，扩大执政党合法性，以应付中国面临的严峻社会和经济问题。路透社等媒体也把焦点放在中国共产党需要解决的问题上。金灿荣教授认为，中国是一个古老的文明，但又是一个年轻的现代国家，中国近代史的基本主题就是一个曾经非常发达的农业文明国家转型成为一个工业文明国家，这是一个巨大的历史任务。工业文明是西方创造的文明，并借助这个文明凌驾于非西方国家之上，中国作为东方文明的核心也是一个学习者，一直在努力追赶，成绩到现在还是令人满意的。

　　“他们要管理四个中国”，这是美国著名的“中国通”戴维·兰普顿对中国领导人面临艰难任务的概括。他说，中国政府要领导占世界人口20%的中国人民，相当不易。中国领导人实际上需要管理四个中国，即：非常富裕的中国、比较富裕的中国、不太穷的中国以及非常穷的中国。“举个例子，从1978年到1985年，中国农村比城市发展快。我记得那时到中国，城市人都在抱怨，说农民房子大，生活富裕。那时是让“农民先富起来”。1985年之后，城市取代了农村的优先地位，城市人开心，农民开始抱怨。而到了近几年，农民收入提高，城市人又开始抱怨通货膨胀、污染、交通堵塞等。所以中国很难同时解决所有人的问题。”

　　9月15日，人们在北京天安门广场刚刚竖起的民族团结柱前拍照。随着国庆的渐渐临近，长安街边多处整修工作接近完工，许多路口摆起主题花坛，节日气氛越来越浓。

　　这就是中国共产党人面对的现实。美国外交学会高级研究员沃尔特·米德曾对《环球时报》记者说：“当前中国面临的繁重问题是，要在很短时间里给十多亿人带来新生活。在历史上，没有一个国家能取得这个成绩。如果中国人到美国去问：“你们说中国人该怎么做？”我想，美国政府，包括精英们也没有任何答案。”一名西方记者在一次聚会中对《环球时报》记者说，任何理论都能在中国找到论据，但没有任何一种理论能够完全解释中国现象或指导中国，而任何政策在中国都不一定能整齐划一地推动下去。中国领导人要领导如此复杂的国家，这是与任何发达国家领导人区别最大的地方。

　　沈大伟在去年北京奥运会后作了这样的分析：“中国共产党是一个非常有思考能力的党。他们适应性强、自省且开放，不断仔细研究并总结苏联瓦解的教训，确保避免与它同样的命运，然后保持一个经济蓬勃发展、抑制贪污、对不断改变的社会需求及时作出反应的状态。”这段话很容易让我们联想到31年前《华尔街日报》记者罗伊斯特对中国共产党人的评价：“他们是完全讲求实际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