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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1年—1958年袁振武六次领航飞过天安门

  说起飞机飞过天安门的情形,老袁眉飞色舞。

  惟一一张和飞机的合影,右一为袁振武。摄影 韩丹

  17日中午,杭州81岁的老人袁振武,拿出一本影集。

  照片大多很小,甚至只有邮票见方。它们都上了“年纪”,最早的那张拍于1949年9月。

  “那是我刚到长春航校学习时拍的。”老袁说,这一辈子,他在空军干了31年——前20年是飞行员,后11年搞机场后勤工作。

  就是眼前这个老人,曾以空军领航员的身份参加过6次国庆阅兵。其中,最后两次他担任飞行总编队的长机,最先通过天安门广场,接受毛主席等国家领导人检阅。

  遗憾的是,和飞机在一起的照片,他仅有一张,“一来我不爱拍照,二来当时属于机密,不让拍的。”而之所以有这张照片,也是当时有个记者上他的飞机航拍,最后留念才拍的。

  但没照片,并不等于没故事。尽管他17日一再强调自己的记性不好,但一件件往事还是历历在目。

  1950年

  他成了飞机领航员

  老袁说,1949年参加革命后,他被选派去长春航校,杭州当时有50多个人。

  “真正做飞行员的只有五六个。”他说,因为之前他是学机械的,选派他原本是要他做地勤,但后来两次体检后发现他各项条件都不错,于是最终成了飞行员。

  1950年12月,老袁从长春航校毕业,成了新中国培养的第一空军队伍中的一员。

  老袁到了部队,驾驶的第一架飞机是苏制杜二轰炸机,“是带螺旋桨的那种。”他说,一架轰炸机上共有4名机组人员,因为他学的是领航专业,所以自然成了飞机的领航员。

  领航员做啥?除确定飞行路线外,他还要担任射击和投弹的工作。

  国庆阅兵,他的主要任务为确定飞行路线,包括飞机要在什么时间出现在什么位置,以及要让飞机与飞机保持多少间距。

  事实上,当空军这么多年,他还没真正经历过一次战斗。

  惟一最接近的那次,等他接到指令赶到抗美援朝的战场上空时,战斗刚好结束。

  怎么保持空中编队队形

  当时靠的是土办法

  老袁参加国庆阅兵,是从1951年开始的,至1958年。

  按他的说法,前两年,他担任的是飞行中队的长机,中间几年则是飞行大队的长机,最后两年是飞行总编队的长机。

  因为身份不一样,他要具体承担的工作就不一样。

  他说,中队长机主要负责中队几架飞机的队列,而大队长机是要保持大队与大队间飞机编队的间距,飞行总编队长机则要确保整个飞机方阵准时准确行进,“就好比是总指挥。”

  但相比地面装备,空中实在有太多的不可控因素——当天的风力和气流强度的大小,就是之前无法预知的。

  “我们大多是靠土办法解决问题的。”老袁说,这也是没办法的办法,毕竟那个年代的飞机没现在先进,甚至一开始连雷达系统都不怎么完善。

  比如,如何保持队列,他们用的办法好比现在学汽车驾驶,邻机的机翼对准自己飞机某个部位。而为了保持前后飞机的间距,作为领航员的长机手上会拿一把尺,目测前面的飞机,要刚好卡在固定的厘米范围内。

  空中情况多变

  怎么保证飞机准时通过天安门?

  作为飞行总编队的长机,技术要求就高多了。

  受不可控制的天气因素影响,一旦起飞,他要做的,就是要计算出飞机的实际时速。即便一开始大家都把时速设定为同一数据,但不管是逆风还是顺风,都会让飞机放慢或加快速度。

  所有这一切,就是要确保整个飞机编队准时出现在天安门广场前,刚好又要在国家领导人正前方45度仰角的位置,且与地面的坦克保持同步。

  老袁说,他担任飞行总编队长机的两次阅兵,一次比规定的时间超过了4秒,另一次不记得了(当时允许的误差在20秒以内)。

  怎么做才能保证不出现误差?

  老袁说,他借用了射击用的瞄准距,以地面目标为参照物,测出当天的偏差程度,再相应调整。而时间上,也是通过瞄准距,计算飞机通过两个地面点所需的时间,以此来计算出当时的风向和风力大小。

  当这些全部搞定后,受阅所有飞机正式出现在天安门之前,他们还会先飞一个弯道,“发现时间提前了,弯就飞大些,晚了就飞小些。”

  但不管是方队中的哪架飞机,所有机组人员训练的强度都极大。

  因为阅兵时,飞机飞行的高度在五六百米,这一高空刚好是对流层,飞机颠簸会很厉害。

  同时,作为编队飞行,两架飞机间的距离很近,前面飞机尾部喷出的气流,也会让跟在后面的飞机产生震动。

  “所以精神必须高度集中。”老袁说,以至于他们每次训练完后,脱下的靴子都能倒出汗水来。

  1956年阅兵

  因为下雨没有起飞

  从1951年至1958年这8年里,老袁驾驶的飞机一次次更新换代。

  1953年以前,他驾驶的是苏制杜二螺旋桨式轰炸机。

  到了1953年,终于换了国产的轰五喷气式轰炸机,由于对性能还不熟悉,这一年他没有参加阅兵。

  1956年以后,又升级为国产轰六喷气式轰炸机。

  老袁记得,1956年的那次阅兵,因为下雨,天安门上空的云层只有200米高,当年空军飞机未受阅。

  虽然那次因为天气原因没有起飞,但第二天,也就是10月2日,他们又受命起飞。

  那天,前来参加国庆观礼的法国总统蓬皮杜,要去颐和园参观。根据上级指示,他们要特意为他举行一次阅兵式。只不过,颐和园的地方多为山区,他们把飞行高度改成了1500米左右。

  17日,老袁的老伴说,老袁当空军那会,是她最提心吊胆的时候——因为平时她住军属大院,老袁住部队,他们一个星期顶多相聚一个晚上,而当时的飞机出事的情况比较多。

  但好在这些坏事都跟老袁无关。他们的轰炸机部队,还拿到了上级颁发的“安全飞行十年”荣誉。

  后来,老袁没再参加国庆受阅,则是因为从1960年开始,国庆阅兵不再一年进行一次了。

  再后来他转业了,到了杭州煤气公司当经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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