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江在线09月20日讯 提起1977年的那场高考，第五届茅盾文学奖得主王旭烽略显平静，“大约恢复高考前一年，高中时的一位语文老师对我说，你们这一代人当中，一定会有人凭高考上大学。从那时候起，我就开始了高考准备。”所以，知道可以高考的消息后，她说，自己并没有太大的意外。

　　1976年，持续十年的“文革”结束。在接下来的1977年，进行的则是一场攸关国运的改革——恢复高考。影片《高考1977》讲的就是那个年代的故事。

　　这是共和国历史上唯一一次冬季高考，但对于积蓄了十几届的570万名初、高中毕业生来说，那个冬天阳光灿烂。“考生中，许多人早已青春不再，但在考场上，很多人热血沸腾，激情满怀。”30多年后，王旭烽依然觉得，一切仿佛就发生在昨天……

　　●亲历者说

　　没有高考，她也许还在绕线圈

　　1977年，已高中毕业的王旭烽，进杭州长征无线电元件厂当女工，干的是绕线圈的活。如果没有恢复高考，王旭烽的人生轨迹，也许就这样一直平淡下去。

　　同年10月，拱墅区组织了一批优秀青年到党校培训学习，文字功底不错的王旭烽幸运地成了其中一员。在会上，老师告诉大家，高考制度恢复了。“好消息宣布的一刹那，许多人都惊喜万分，恍然若梦。”王旭烽说。

　　在彼此反复确认消息的可靠性之后，潜藏在王旭烽内心深处的希望之火被点燃了。

　　“仿佛一夜之间，蒙尘多年的中学课本，变戏法似地从大家的床底下、墙旮旯、废纸箱里冒了出来，到处传阅。”王旭烽记得，从消息公布到参加高考，只有短短的几个月时间。

　　“我们利用一切可以利用的机会学习。白天上班时，厂里领导睁一只眼闭一只眼，让我们偷偷摸摸地看书。午间休息时，一帮准备高考的人聚拢来，一起查漏补缺。”王旭烽说，他们很注意劳逸结合，午饭后会先玩一会扑克，谁输了谁就去洗碗，其他人就开始复习功课。

　　王旭烽当时留了一条齐腰的长辫子，因为学习时间紧迫，根本没时间洗这么长的辫子。于是，她买了一条土黄色的围巾，把自己的长发包起来，一个多月没洗，“我告诉自己，如果考上大学，就把辫子剪掉。”大有破釜沉舟的勇气。

　　“当时最欢欣的，还是那些上山下乡的知青们，他们纷纷奔走相告，也预感到命运即将改变。”王旭烽说，“所有的有志青年，都有拨云见日般的清朗感觉。”

　　拼命读书，想补回失去的时间

　　1977年的高考，各省分别进行，没有全国统考。浙江省分初试和复试。

　　1977年12月25日，是复试的日子。王旭烽记得非常清楚，那是个晴朗的冬日。王旭烽还对几个考题记忆深刻：“考了‘三民主义’等几个名词解释。由于荒废了10年，很多考生的文化底子并不好，甚至有人把‘三民主义’和‘三光政策’给混淆了”。

　　一个多月后，高考放榜，王旭烽被杭州大学历史系录取。从进入大学的那一刻起，那代人就成了追赶时间的一群。

　　“我们拼命读书，想补回失去的时间。”那种急切与渴求知识的心情，可能是现在很多学生无法理解的。“学校里的书店一旦有新书上柜，店门口准能出现百米长队，甚至还有通宵排队的。”因为买不到电影文学剧本《莫斯科不相信眼泪》，王旭烽从图书馆里借来，完完整整地抄了一遍。现在她也会时常回想起墙报栏前，抬头踮脚，借着手电光仔细阅读的身影。

　　“那时候，大家拼命看书、辩论、思考。”1978年底，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立刻成了大学生们讨论的热点，“吃饭、卧谈会，全是这个话题。”王旭烽清楚地记得，一位同学把她约在篮球架下，讨论了3个钟头的五四运动；另一位则约她到西湖边，大谈了一个夜晚的“历史进程的动力”。如今，他们两位，一位是大企业家，一位是资深教育工作者。

　　不论长幼，皆“以天下为己任”

　　“我给他们讲人类的起源、古埃及神庙、原始文字……”后来担任省人大常委会副主任、省文物局局长的毛昭晰先生，是当年杭州大学历史系的老师。“我看到他们脸上那种欣喜，眼神里满溢着对知识的新鲜与渴求。”

　　毛昭晰还记得，那一届杭州大学历史系分两个班，有70多个学生，年龄参差不齐，最大与最小的相差14岁。“年纪最大的金儒宗30多岁，身为农民的他，已有3个孩子，上大学前，几乎天天都在农田里忙活；而当时班里年纪最小的龚国庆，才不过十几岁。”毛昭晰回忆，当年的高中应届生仅占百分之十。

　　因为是“文革”十年后首次招考，且招生的年龄放宽，大量“文革”时的中学生，报名参加了1977年的高考。“这批考生虽然年龄偏大，但生活阅历丰富，学习极其刻苦，”毛昭晰说，他在长达数十年的教学生涯中，唯一给的一个满分，就是给了一位从“知青”报考上来的学生。“他的每一题均是一篇短小精美的文章，内容正确、文字流畅，几乎挑不出任何错误。”

　　77级把“文革”十年中被耽误的人才汇集到了一起，而不同的年龄阶段，有着不同的社会阅历、人生感悟和知识背景，在四年的相处中，大家不断进行思想交流和碰撞，每个人都受益匪浅。

　　“那时学生们的课余活动也很丰富，话剧、体操、排球、文学社等社团，都在校园里开展得红红火火。”毛昭晰强烈地感受到，这一批学生忧国忧民，身上有着很明显的“以天下为己任、创造历史”的激情与情怀。“这在他们日后的事业发展中，表现得淋漓尽致。至今，杭大历史系77级的学生里，集中出现了10多位知名地产商、两名福布斯富豪、一名茅盾文学奖获得者。”

　　●档案解密

　　1977年6月，教育部先后两次召开高等学校招生工作会议，开始讨论改革高等学校招生制度。文件规定，高等学校招生改变“文革”期间不考试的做法，恢复统一考试、择优录取的办法。

　　新的招生制度，实行德、智、体全面衡量，择优录取的原则，采取自愿报名，统一考试，地、市初选，学校录取，省、市、自治区批准的办法。凡是符合招生条件的工人、农民、上山下乡和回乡知识青年、复员军人、干部和应届高中毕业生，均可自愿报名。

　　10月，国务院批转了文件。自此，废除了推荐制度，恢复了文化考试制度。

　　9月30日，根据全国高校招生工作会议精神，浙江在桐乡进行恢复高等学校招生的试点工作。从这年开始，停顿了11年的高考终于得以恢复。12月，来自浙江农村、工厂、部队的年轻人，怀揣着难得的名额、忐忑的梦想和奋发的意气，走进了考场。多年之后，当同学们再次聚首时，他们端端正正地坐好，邀请毛老师再给他们上一课，因为，为他们讲大学第一堂课的老师，正是毛昭晰。

　　“1977的高考远远超出了考试的意义，它对整个社会有拨乱反正的作用，是一种价值的重建。”作为一名老历史学家，毛昭晰如此感叹道，“犁者，耕耘之器。高考犁铧过处，结土松动，金玉良才毕现，荒原气象一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