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0年，浙江这片热土上有太多的幸福故事。

　　崇尚和谐，企盼稳定，追求政通人和、安居乐业的平安社会，是千百年来中国百姓执着的追求。

　　浙江60年的实践证明，平安，既是构建和谐社会的前提，也是经济持续发展的保障。

　　60年来，浙江把一个化解矛盾、维护社会稳定的典型，上升为促进经济社会协调发展的宝贵经验

　　基层稳，则天下安。

　　在全国政法战线耸立着一面旗帜，它的名字叫“枫桥经验”。1963年，毛泽东同志亲笔批示，在全国推广“枫桥经验”。

　　“小事不出村，大事不出镇，矛盾不上交”、“组织建设走在工作前，预测工作走在预防前，预防工作走在调解前，调解工作走在激化前”，这是诸暨枫桥人“摸着石头过河”，探索出来的平安秘诀。

　　凭着这笔平安财富，之后的几十年中，枫桥镇没有发生过群体性上访事件，也没有因民间纠纷调解处理不当而转化成刑事案件，78%的纠纷都在村一级得到处理，经济快速发展，呈现出“镇强、村美、民富”的新气象。

　　人们更加坚定了共识：只有社会和谐稳定，国家长治久安，人民才能安居乐业，经济才能持续发展，人民群众才能过上好日子。

　　“枫桥经验”在全省各地开花、结果，并走向全国。建德、龙游等地人民调解“以奖代补”激励保障模式、苍南“五站式”化解矛盾工作法、南浔“四全维稳工作法”……这些从本地实际出发的“新枫桥经验”，拓展了新时期调处人民内部矛盾的新途径。

　　随着工业化和城市化进程的不断推进，社会矛盾和纠纷也出现新特点，人们对平安的渴望也越迫切。

　　宁波海曙区组织退休工人、干部和志愿者1.1万余名，建立社区和谐促进员，帮助调解邻里纠纷。而在全省，各种民间“和事佬”数以百万计。

　　调解工作从田头走向企业。目前，全省72.3%的规模以上企业建有调解工作站，外来打工者有了“靠山”。《2006年中国农民工满意度报告》显示，一半以上外来农民工愿意永远留在浙江。这一比例远高于其他地区。

　　调解工作从民间走向政府。2005年，省高级人民法院、省司法厅联合印发了《关于进一步加强对人民调解工作指导的意见》，明确了简单民事纠纷先行调解和委托调解等7项制度。

　　目前，全省基层有各类调解组织6万余个，仅近5年，全省调解矛盾纠纷近90万件，调解成功率达到96.8%。

　　60年来，浙江把一个化解矛盾、维护社会稳定的典型，上升为促进经济社会协调发展、和谐发展的宝贵经验：工业化和城市化进程中，产权之争、劳资纠纷、拆迁征地纠纷等新矛盾的解决；社会管理中，对外来人员的管理、困难群众的帮助；农村社区建设中，服务群众工作平台的构筑……

　　60年来，从“什么犯罪突出就打击什么”到建设“平安浙江”，再发展成全民创平安，浙江把平安融入到城乡的角角落落

　　穷则思变，富则思安。

　　60年前，周恩来同志在接见第一次全国公安工作会议的代表时，语重心长地叮嘱：“国家安危，公安系于一半。”

　　新中国成立后，曾经积贫积弱的浙江面貌焕然一新，人民警察功不可没。当时，老百姓用一句顺口溜形容公安工作：“什么犯罪突出就打击什么，什么治安问题严重就解决什么，什么地区混乱就整治什么。”

　　“为之于未有，治之于未乱，防患于未然”。2004年5月，在深入调研的基础上，省委在十一届六次全会上作出了建设“平安浙江”、促进社会和谐稳定的重大决策，并把平安考核纳入党政领导干部政绩考核体系，作为党政领导干部实绩分析的重要评价指标。

　　这一决策不仅顺应了老百姓的意愿，更从经济社会全面协调发展的高度，提出了“大平安”这一新理念：要使经济社会朝着全面、协调、可持续方向健康发展，不仅在目前需要拥有一个快速稳定的发展环境，而且需要把这种良好的发展势头世世代代传承下去。

　　2004年，我省建立了全国首个乡镇(街道)综治工作中心。

　　2005年，在全国率先出台《浙江省信访事项终结办法》和《浙江省信访听证暂行办法》，制订完善《浙江省信访条例》，推动信访工作走上法制化轨道。

　　2006年，我省公安开展了见警勤务模式改革。警力下沉、错时工作制、动态巡防……最大限度把警力推向社区、街面，“变值班为上班，变处置为预防，变被动警务为主动警务”。这项改革被百姓形象地称为“猫鼠同步”，不仅提高了打防控效能，而且确保有足够的警力在群众最需要的时候提供帮助。

　　我省公安民警人均破案数连续10年居全国首位，2006年开始实现了刑事发案绝对数的逐年下降。2004年起，我省群众安全感满意率，年年高于全国平均水平。

　　在浙江10万多平方公里的土地上，平安建设的热潮此起彼伏。

　　乐清的“平安千村工程”、德清的“平安细胞工程”、庆元的“构建和谐边界工程”……各地广泛开展涵盖社区、村居、家庭、企业、医院、学校、市场、景区、渔区、边界等各个领域、各个方面的平安创建系列活动，为全省平安和谐打下坚实基础。

　　人人享受平安，更要人人建设平安。通过维护稳定工作网络向基层最末端延伸，通过一个个和谐促进细胞工程建设，通过不断激发和动员广大群众自觉投身到平安建设之中，一个“经济更加发展、政治更加稳定、社会更加和谐、人民生活更加安康”的浙江，离我们越来越近。

　　60年来，从外来务工者，再到“新浙江人”，浙江通过制度创新，破解了外来流动人口管理难题，成为全国瞩目的和谐样本

　　2007年11月22日，28岁的张建嫦，从平湖新埭镇新居民事务所领到一张绿色的居住证，这也是我省首张属于外来农民工的居住证。有了这张居住证，张建嫦可以享受大病救助，可以申请经济适用房，符合一定条件后还可落户平湖。

　　早在2006年9月，我省就发布《浙江省人民政府关于解决农民工问题的实施意见》，在全国率先提出：“改革农民工登记管理办法，逐步在全省范围内取消暂住证制度，转而实行居住证制度”。

　　嘉兴、慈溪先行试点。2007年6月，平湖市成立了全国首个“新居民事务局”，在平湖工作的25万多名外来农民工有了一个统一而亲切的称呼：新居民。

　　而从下月1日起，《浙江省流动人口居住登记条例》将正式实施，居住证将取代暂住证，并在全省范围全面推广。

　　从上世纪70年代的不足200万人，到现在的1800万人，伴随着经济社会的快速发展，我省的外来流动人口数量猛增，成为推动我省经济社会发展的一支不可或缺的重要力量。但外来流动人口管理曾被称为“世纪难题”，正是基于这一认识，浙江人始终以一种惊人的“大容量”，帮助外来农民工融入当地社会。

　　早在上世纪80年代，我省就开始积极转变流动人口的管理理念，变防范式管理为服务型管理。随后，还专门成立了流动人口治安管理工作领导小组。1995年，制定了《浙江省暂住人口管理条例》。

　　2004年该《条例》修改后，我省更是率先取消暂住人口治安管理费，明确在就业、办理营业执照时，不需要出示暂住证。同年开始，诸暨市店口镇还通过聘请农民工流出地的公安、劳动、计划生育等方面的“老乡”干部到店口工作，以“娘家人管婆家事”的方式，促进当地政府和居民与外来农民工之间的有效沟通与理解。这一做法很快就在全省推开。

　　共建，也应共享。近年来，在浙江工作生活的外来人口，在全国率先享受到了“新浙江人”的称呼，以及与本地人一视同仁的各种待遇。越来越多的外来农民工还当上党代会代表、人大代表、政协委员。

　　如今，浙江已摸索出一种融教育、服务、管理和维权于一体，具有浙江特色的流动人口服务与管理模式。本地人与外来人互尊互爱、和谐相处、共同创业的良好氛围已经形成。“外地人”、“打工者”等曾经带有一定贬义的称呼，已经很少听到。人们还欣喜地看到，全省流动人口犯罪率已从2004年的10.2%下降到2007年的6.7%。。

　　从外来务工者，再到新浙江人，浙江人从省情出发，以包容万象的气魄，走出了一条富有特色的和谐之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