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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与祖国60年系列报道 献身科学,为了祖国的荣誉

         浙江日报讯

  董石麟:奥运工程中的“中国声音”

人物风采:董石麟,1932年生。中国工程院院士,浙江大学建筑工程学院院长兼空间结构研究中心主任。长期从事空间结构科研和教学,科研成果运用在国内外的重大工程,如首都体育馆、国家大剧院、马里国家议会大厦等。

  1968年,气势恢弘的首都体育馆在北京白石桥畔竣工,在我国空间结构领域,它是一座具有划时代意义的现代建筑。

  当时,我花了两个礼拜的时间,才为首体做好网架屋盖结构的计算。条件有限,主要靠手算。要是放到现在,借助计算机,这样的任务大概只要两三小时就能完成。

  首体是当时我们国家建筑中跨度最大的网架结构,也就是从这里起步,我们逐渐成为空间结构的大国,现在我们国家正向空间结构强国迈进。在目前全世界所建造的34种空间结构中,中国已经具备了33种,剩下的一种叫“索穹顶”的空间结构,现在只有美国能够娴熟运用,亚特兰大奥运会上他们的体育馆采用的就是这种结构。在技术上,我们已基本掌握了这种结构,不过在实际应用方面还需要等待机会。

  观看北京奥运是令人激动的时刻,因为电视里播放的不少奥运场馆我都曾参与其中的建设。关于鸟巢的认证会,我就参加了六七次,在重大工程的国际合作中发出了“中国声音”。

  水立方建设期间,我带领着浙江大学的一支小分队,前后一年时间,为水立方做了部分结构分析工作。其中,球结点的受力复杂,澳方无力承担,都是由我们提供分析公式。另一个有意思的插曲是,某个建模方案,澳方用了一天才完成,我的一名博士生只用8分钟就完成了任务。

  毛江森:我毫不犹豫地回到祖国

人物风采:毛江森,病毒学家,中科院院士。1934年出生于浙江江山。1978年开始从事甲肝病毒(HAV)及疫苗的研究,历时12年,成功研制出甲肝活疫苗,1992年卫生部批准批量生产和大规模使用该疫苗,迄今已有1亿3千多万人得到接种,中国甲肝得到控制。该疫苗还出口印度等十多个国家。

  1978年刚开始研究甲肝病毒时,困难多得不得了,没有足够的人,缺少设备。年三十晚上,我们跑到河北医学院借用电镜室,观察病毒是否被分离出来,年初一再坐火车赶回来。

  那几年,为了分离病毒,整天与病人的粪便打交道,粪便样本塞满了两大低温冰箱。为什么毫无怨言?因为百姓深受黄疸肝炎之苦,有的一家五口都得病。

  记忆中,我的童年就是在患病中度过的。老家江山当时无医无药,连镇上都没有正规医生。生病了,只能躺在床上自己扛。有的时候,病好了,一个学期都已经过去了。因此1951年从杭高毕业时,虽然我最喜欢物理和数学,但还是听从父母建议选择学医。

  1970年在甘肃工作期间,我所体会到的农民的“贫病交加”,可能是许多人难以想象的。翻山越岭一个多小时赶到病人家,发现她的病情根本不是我的药箱能解决的。守了一个晚上,病人在清晨去世,她的丈夫和两个孩子都没有哭。因为两个孩子因缺碘得了克汀病,智障。而丈夫为了家里的3个病人,早已流干了眼泪。

  这些经历,都是促使我不断进行医学研究的动因。甲肝病毒被分离出来后,1984年,受美国国立卫生研究院的邀请,我前去美国做访问科学家,薪水是国内的100倍。可是一年后,我就毫不犹豫地回到祖国,继续从事甲肝疫苗的研发工作。

  “忠于人民,忠于祖国”,这不仅仅是我一个人的念头,我想也是我们这一代人的情愫。

        董兆乾:南极科考中国第一人

人物风采:董兆乾,1940年生,物理海洋学研究员,博士生导师。1966年至1985年在海洋二所工作。1980年成为登上南极洲科考的首位中国科学家,获浙江省劳动模范称号。曾六次赴南极、一次赴北极考察,是我国首位当选国际科联南极研究科学委员会副主席的中国科学家。

  1979年12月18日一大早,我所在的海洋二所海洋物理研究室主任陈干城匆匆来到我家,告诉我国家最近要派科技人员去南极考察,经海洋局系统组织内部挑选,选中了我。

  我跟爱人张美蓉商量了一下,由她替我签下了一张单子,实际上就是“生死状”——其中一条就是,如果遇难,遗体将不会运回。

  到了北京才知道,这次考察是由澳大利亚政府邀请中国派遣两名科学家参加澳方南极科学考察。

  1980年1月6日,我和中科院的张青松踏上了奔赴南极的征途,历尽艰险,圆满完成了任务,于3月21日回到北京。5月,澳大利亚南极局局长访华时对方毅副总理说,两位中国科学家表现“Excellent”(优秀),已经是“南极人”了,并当场邀请我俩年底再赴南极考察。

  在首次南极考察中,除了主访凯西站外,我们还访问了澳大利亚和新西兰的南极局,参观了两者的南极博物馆,收集了有关南极考察的大量参考材料。我们还顺路考察了美国的麦克默多站、新西兰的斯科特站和法国的迪·迪尔维尔站,对南极建筑物、考察队的现场运行、考察队员的衣食住行、安全保障、冰雪世界的交通运输、通讯联络等,进行了详细、认真的考察。

  回国后,我们向国家海洋局提交了5万多字的综合考察报告,为我国组织南极考察、派出首次南极考察队和建立南极考察站的计划制定打下了基础。接着,海洋二所和中国科学院地理所分别组织课题研究组,出版了各自主编的《南极科学考察论文集》,这也是我国科学家对南极科学的首次著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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