潘洪其(媒体评论员)
国家发改委宏观经济研究院社会发展研究所所长杨宜勇日前透露,根据他主持完成的一个测算结果,2005年中华民族复兴指数为0.4644,即已完成46%的复兴任务,2010年民族复兴指数为0.6274,已完成62%的复兴任务,复兴进程明显加快。针对质疑,杨宜勇回应称,研究报告没花国家一分钱,纯属“业余爱好”。
杨宜勇等人将2005年、2010年两年的民族复兴指数精确到万分之一,这种对民族复兴的另类理解和数字化测算,超出了常情常理的范围。杨宜勇说,如果“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是一个目标,它就是可量化的,如果它不是一个目标,就不可以量化,将来也无从检验。言下之意,所有的目标都是可以量化的。将能否量化作为衡量一个目标是否成立、是否有意义的重要指标甚至唯一指标,这种研究思路未免太简单、太偏狭了。
问题的关键还在于,即便要对民族复兴进程进行量化研究,如何设定完备的指标体系,如何评判各项大小指标的得分,如何进行合理的得分比对和权重考量,都需要客观、负责任的研究态度和科学的研究方法。这不是几个研究人员通过搜集、整理有关部门发布的数据资料就能完成的工作,而至少需要组建一个相当规模的研究团队,通过深入细致的调查分析和严肃认真的综合研究,才可望得出实事求是而令人信服的结论。
从新闻报道细节观之,难免会让人怀疑,这个课题更多像是一项“学术政绩工程”。不料,杨宜勇称课题没花国家一分钱,纯属“业余爱好”。该说法或许有助于洗去“学术政绩工程”嫌疑,但却进一步暴露了“民族复兴指数”项目的“业余水平”,令其权威性和公信力大打折扣。
无论是由国家支持的重大研究课题,还是由财政供养的专家、研究者出于“业余爱好”从事的调查研究,只要研究内容涉及国计民生和公共利益,研究者都应当具有高度的学术独立性和社会责任感,既要避免研究过程和研究结果被其他因素操纵利用,也要力戒脱离实际、高高在上,避免研究结果与公众的实际感受格格不入。
如果专家、研究者的研究结论或调查结果一而再、再而三超越公众的理解和感受限度,比如草率宣称再过5年8年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就大功告成,或者调查显示目前全国家庭的平均住房面积为116.4平方米,人均住房面积为36平方米,那么,专家、研究者的确需要认真反省一下:自己拿着一把无所不能的尺子对世间万物进行“量化”,是否陷入了“理性自负”的泥潭?凭着几个似是而非的数据,就煞有介事地认定老百姓已经高度富足幸福,是不是一种可怕的“傲慢与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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