韩国宪法法院定于今日对总统朴槿惠弹劾案进行最终宣判。其实无论判决结果如何，朴槿惠都已成为韩国政治历史上一个悲剧人物。原本，她有希望在韩国开启一个打上个人烙印的“朴槿惠时代”，可惜这个“时代”还没开始就结束了。

　　屡遭重挫、跌宕起伏的人生塑造了朴槿惠坚韧的性格，在父亲遇害前代理韩国“第一夫人”的6年塑造了她的国际观。经过沉浮历练终于在2012年赢得韩国总统大选后，朴槿惠虽在内政方面表现平淡，“创造经济”“文化繁荣”等沦为空洞口号，但在外交上却曾让人耳目一新，展现出其处理大国因素的能力和对周边格局的清醒认知。

　　首先，朴槿惠对“四强外交”重新排序，将此前的“美、日、中、俄”调整为“美、中、日、俄”。在就职演说中谈到外交政策时，朴槿惠称“将与美国、中国、日本、俄罗斯及亚洲和大洋洲等区域内国家增进互信”。事实证明，在随后的外交实践中，朴槿惠对中韩关系的重视程度确实也超过韩日关系。这与前任总统李明博“美、日、中、俄”的排序相比转变颇大。究其原因，尽管与同期日本在历史问题上后退以及在领土问题上日韩争执不下紧密相关，但最根本的因素还是朴槿惠有着她自己对亚太格局的客观分析与认知。

　　其次，朴槿惠在提升对华关系的同时也实质性提升了韩美同盟，力求促使中美共同支持其对朝政策。韩国国家安全的客观制约和大国家党“亲美情结”的影响，使朴槿惠上台后不得不继续强化韩美同盟，强调韩美两国曾结下的“血盟”。对朴槿惠来说，取得美国与中国对韩国对朝政策“第三条道路”的支持，可谓其对美与对华平衡外交上的巨大成功。这一时期，中美韩三国在朝鲜半岛相关问题上的立场协调也相对一致，这被认为是该时期朝鲜半岛局势基本稳定可控的重要原因之一。

　　第三，在韩国最重要的外交议程——对朝关系上，朴槿惠提出别具眼光的“第三条道路”，既区别于李明博政府时期的“强硬政策”，也不同于金大中和卢武铉政府时期的“阳光政策”，而是在巩固韩美同盟、加强对朝实质性威慑的前提下，扎实推进韩朝和解进程。金大中、卢武铉和李明博时期韩国政府对朝战略的共同特征就是“走极端”，非“软”即“硬”，事实证明这两种途径都有显而易见的局限性。朴槿惠政府所奉行的对朝“第三条道路”实则是“施压＋对话”的“双轨制”外交，刚柔并济，更为符合朝鲜半岛局势的客观特点。

　　如上所述，朴槿惠上台之初在外交方面的表现，还没其他韩国总统能做到。正因如此，到2015年为止，虽然韩国国内因“世越”号沉船事件、“总理难产”事件、郑润会干政事件等而民意汹汹，但韩国民众对朴槿惠在外交和安全上的表现仍颇为满意，还给她起了“政治总统”与“外交总统”的称号。

　　不过，朴槿惠接下来的执政轨迹尤其外交方面积累下来的成绩没能维持，一系列战略误判以及性格中孤独、渴求信任的因素，使她功亏一篑。

　　2016年1月朝鲜第四次核试验后，朴槿惠的外交政策急速转向。就当中方在就朝鲜核试以及美韩抛出的“萨德”问题进行评估时，朴槿惠政府和韩国舆论已将责任往中国身上推，这极大损害了中韩互信。在此背景下，朴槿惠一方面全面关闭与朝鲜的沟通渠道、包括开城工业园区，另一方面全面倒向美国。

　　朝鲜核试以及美国总统大选释放的“孤立主义”倾向，扰乱了朴槿惠的战略判断。从二战后的历史看，上世纪50年代和70年代，也曾有过美国不和韩国商议就从韩国撤军的例子，这在韩国看来无疑是个梦魇。正因如此，朴槿惠政府和美国做了交易——配合“萨德”入韩，以换取不被“抛弃”。朴槿惠政府不是不知道此举在技术层面对韩国的安全保护并无实际效果，只是希望以此将国家安全寄托到美国的保护上，而牺牲的则是中国利益与中韩友好关系。

　　随着“亲信门”事件持续发酵，朴槿惠政府的内忧外患一同爆发。朴槿惠性格的缺陷以及混淆家事和国事的荒唐行为，使其在国内遭遇严重危机。拒认丑闻以及在国内反对声音高涨时仍强推“萨德”入韩，这些也让朴槿惠性格中的坚毅变成了固执己见。

　　当选总统之初的外交表现，原本可以成为朴槿惠可圈可点的政治遗产，甚至使她向着成为一位伟大的韩国总统稳步迈进。但她后来出现反复，甚至开始反对曾经坚持、也是正确的事，不能不说十分可惜。(作者是中国社科院亚太与全球战略研究院副研究员，周边战略研究室主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