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标题《“有活往下压，有人往上抽”》）

    半月谈记者走访多个城市社区了解到，一些地方的社区行政化倾向明显，工作负担沉重，特别是上级甩下来干不完的任务和死灰复燃的奇葩证明，让社区干部心力交瘁。他们反映，他们现在是“干最重的活、拿最少的钱、遇最奇葩的事”。

　　　街道办成了“二传手”，“行政下移”让社区干部窝火

　　城市社区是居民的自治组织，但近年来一些原本属于街道办的工作频繁向社区转移，行政化倾向严重，大量行政事务工作挤压社区工作人员的时间和精力。

　　工作11年的社区干部王心(化名)说，2004年她结婚时，结婚证、准生证等在街道办办理，但2008年她到社区工作时，这些已经成为社区的分内工作了。同时，低保、残疾人工作等任务也落到社区工作人员身上，“社区负责干活，街道办反而成了信息传递的‘二传手’”。

　　“从计生、交通、民政到社保、劳保等，凡是街道办里有的口，都会给我们下任务，社区的服务工作只能用闲暇时间来做。”另一个社区的党支部书记对半月谈记者说。

　　活多人手少。一些社区干部每周或每月都要被抽调到街道办干活。一个社区的12名工作人员里有4人需要轮岗。一些地方的街道办形成“街道办主任派活—副主任安排—科员调人—社区干部干活”的状态。“别看办事大厅里人坐得满坑满谷，好多人是从社区抽调过去的。”王心说。

　　干着街道办的活，却没有享受行政人员的待遇。太原市社区的一些工作人员一个月到手只有2400元左右，吕梁等市的社区工作人员只有1600多元，相当于当地街道办干部的一半左右。

　　有些社区甚至欠了一屁股债。中部某市同一街道上的几个社区共欠了200多万元。一名社区干部说，居委会一年只有8万元活动费用，但一年下来办公室租金、水电暖等费用要十四五万元，“我们现在还欠着40多万元，与周边比是欠债最少的”。

　　14个人干近百项活

　　社区行政化，让社区干部不得不面对形形色色的“协助”任务，从经济普查到协管交通，从地方维稳到运动会宣传。“上面有多少部门，我们就有多少领导，就有多少种活。”一位社区主任说。

　　王心的微信里有30多个工作群，既有按信访、民政、环卫等对口部门建立的固定群，又有“二青会志愿者”“我和我的祖国快闪”等临时群。“现在的领导有啥事都是往微信群里一扔，一级扔一级，扔到我们这才开始干活。”

　　太原市某社区主任马主任介绍，社区14名工作人员承担了近百项工作，工作量和人员数量不成正比。随着上级职能部门分工越来越细、职能越来越完善，社区负担会越来越重。

　　马主任说，社区每天报表至少要填十几份，给不同部门重复报多次，甚至要求报门面房的经纬度，根本报不了。

　　一些专业性极强的活，社区只能“硬着头皮干”。前段时间，吕梁市一位社区主任张清(化名)做了一次经济普查。“统计局派的任务，有几十项指标，我们也不懂，只能照葫芦画瓢地向社区内的商铺问个数字。”张清说，“问不到位，结果不准确，我们也没办法，还必须得干。”

　　奇葩证明死灰复燃

　　社区干部反映，由于社区行政化严重，前几年一度减少的奇葩证明，今年又有回潮的迹象。

　　太原市出台过规定，社区只需盖居住证明、死亡证明、社区矫正人员情况证明等8种证明，现实并非如此。社区干部反映，要盖的章一个也没少。

　　“孩子拿奖学金要社区开无偷盗记录证明、学生假期志愿者服务需要社区开证明、大学生入党政审等都要社区盖章。”太原市一名社区干部说，一些章要得特别急，来了就要盖，盖完就要走，不给盖就吵。

　　一位社区主任说，小区里民用房改商用房是政策不允许的，工商部门完全可以不给登记。但工商部门把矛盾转嫁到社区头上，让他们先盖章。“盖章违反政策，不盖章办事的人觉得卡他们。”

　　　刊于《半月谈》2019年第19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