博物馆里探寻“一带一路”印记 丝路文化就这样融入中华文明

　　浙江在线5月18日讯(浙江在线编辑 洪慧敏)从汉代画像砖，到敦煌壁画中的佛陀、飞天，再到乾隆皇帝喜欢的痕都斯坦玉器……流传于世的众多中国文物，无声地讲述了中华文化跟“一带一路”国家地区的文化大融合。

　　恰巧，今天是国际博物馆日。让我们走进故宫博物馆、青岛汉画像砖博物馆、德国柏林亚洲艺术博物馆等，通过一件件文物载体，领略早已融入中华文明肌体中的“一带一路”元素。

　　汉代张骞：陆上“丝绸之路”的先行者

　　2000多年前的汉人张骞，堪称丝绸之路上的中国“先行者”。为了联合西域的大月氏夹击匈奴，西汉建元三年(即公元前138年)，汉武帝派张骞出使西域。

　　现存于敦煌莫高窟的初唐壁画《张騫出使西域图》，就记载了这段历史。

　　第一次出师不利。很快，张骞在河西地区(现在的甘肃、青海一带)为匈奴所获，被送到漠北单于庭。单于拘留了张骞，并把女儿嫁给他。但张骞却不忘使命，10余年后寻机逃脱，最终辗转回到长安。虽然没有达到目的，但他在西域辗转10多年，第一次给中原人带来了西域地区丰富而可靠的消息。

　　公元前119年，汉武帝派张骞再次出使西域，劝说乌孙迁回河西故地，与汉朝共同对付匈奴。

　　张骞两次出使西域，开拓汉朝通往西域的天山南路与天山北路两道路，并从西域诸国引进了汗血马、黄瓜、葡萄、苜蓿、石榴、胡桃、胡麻等。东西方的商人们纷纷沿着张骞探出的道路往来贸易。从那个时代起，西域与中原建立了密切的联系，西域历史从此成为中国历史的一部分，中亚与中原之间的“丝马贸易关系”正式开始，中亚草原成为连接中国与西方文明的桥梁。

　　如果说公元前6世纪波斯帝国的建立使从地中海到中亚的商路贯通，马其顿亚历山大的东征使这条商路延伸到欧洲大陆的话，那么张骞的出使又使这条交通线向东伸及中原，丝绸之路从此全线贯通。

　　位于青岛同安路上的汉画像砖博物馆内，一块块汉代流传下来的汉画像砖，就为人们清晰勾勒出了2000多年前、丝绸之路上曾真实发生过的一幕幕动人景象。

　　印度佛教：“一带一路”上的宗教跟中华文化大融合

　　随着汉武帝开辟西域交通后，影响后世中国深远的印度佛教，逐渐进入中国。

　　当代中国佛教的奠基人和开拓者赵朴初推断，汉武帝开辟西域交通约120年后，当时由印度传布到中亚细亚的佛教很可能早已通过行旅往来而向东方渐进。也有传说在与印度阿育王(约西元前272—226在位)同时的秦始皇(西元前246-210在位)时代，已有印度的沙门室利房等18人来到我国咸阳。

　　现藏于哈佛大学艺术博物馆等敦煌壁画，就记载了僧侣们载着佛像，沿着“一带一路”地区的海上交通线，乘船来中国布道。

　　敦煌莫高窟第323窟唐代壁画——八人乘船运送一尊佛像。现藏于哈佛大学艺术博物馆

　　佛教文化一传入中原，就受到了历代中国贵族和老百姓地推崇信仰。“因果文化、六道轮回、佛陀宣扬的大慈悲“等深深融入中华文化血脉中，影响着苏东坡、纪晓岚等一代代中国古代文人。

　　”虎狼屯于阶陛尚谈因果”是《红楼梦》第73回中，林黛玉所讲的一个典故，说的是“南朝梁武帝萧衍，当叛将侯景的军队已打到京师，围困城台时，他还一心皈依佛教奢谈因果”。

　　从十六国的前秦时期，到北朝、隋、唐、五代、西夏、元等历经多个朝代，笃信佛教的中国“供养人”们在敦煌莫高窟壁画中赞美“佛法无边”的同时，也留下了一带一路的历史元素。

　　乐神善爱乾达婆王，克孜尔石窟第171窟后甬道右端壁，绘于公元4世纪中叶到5世纪末，现藏于德国柏林亚洲艺术博物馆

　　古印度的“乾闼婆“——也就是乐神，她们的任务是在佛教净土世界里散香气，为佛献花、供宝、作礼赞，栖身于花丛，飞翔于天宫。传入中土后，她们有一个新的名称——”飞天“。 

　　如今，敦煌壁画上的美丽”飞天“，她们是印度佛教天人和中国道教羽人、西域飞天和中原飞天长期交流、事融合为一，成为具有中国文化特色的“飞天”。

　　盛唐时修建的第320号窟双飞天壁画，现存于敦煌莫高窟。

　　元代晚期的飞天壁画，现存于敦煌莫高窟。

　　佛教文化安慰了多灾多难的中国古人——这些中国古代的灵魂，平静地在“今世”修炼并承受着各种苦难和折磨，并把希望寄托于“来世”。

　　明代郑和：“七下西洋”开创海上丝路

　　时间的长针走到明代。燕王朱棣府中的一个小太监渐受信用。随着燕王夺位后，这名叫郑和的小太监做了载入人类航海史的壮举——七下西洋。

　　永乐三年(1405年)夏，郑和率船队自苏州刘家河(即今江苏太仓浏河)行至福建。同年冬趁北风经占城、爪哇、旧港(今苏门答腊岛巨港)、苏门答腊(今苏门答腊岛之萨马朗加)、南巫里、锡兰山(今斯里兰卡)，最后抵达古里(今印度西南沿海之卡利卡特)。苏门答腊在古代是东南亚—孟加拉湾地区主要的航向分流中心。郑和船队多次从这里派分船队分赴满剌加(今马来西亚马六甲)、榜葛剌(今孟加拉国)、锡兰山和溜山(今马尔代夫群岛)等地。第二和第三次航海的最远目的港都是印度的古里。其中第二次出使时在锡兰山立汉文、波斯文和泰米尔文3种文字石碑，颂扬了锡兰佛教之盛，及明船队向当地佛寺布施之事。

　　郑和于永乐十一年(1413年)第四次出洋，抵波斯湾忽鲁谟斯(今波斯湾霍尔木兹海峡)。第五次出洋是在永乐十五年(1417年)冬，其大半航线与第四次同，抵达忽鲁谟斯，再沿阿拉伯半岛西南行经阿丹，渡红海进入东非，访问沿岸诸地而后返回，船队回到中国的时间是永乐十七年(1419年)夏。第六次为永乐十九年(1421年)冬，忽鲁谟斯等16国使臣归国，成祖遣郑和率船队同行。明朝船队及其分遣队造访了忽鲁谟斯、阿丹、祖法儿、剌撒、不剌哇、甘巴里等许多国家。

　　图为斯里兰卡博物馆所收藏的“郑和下西洋”时的珍贵历史文物。

　　从陆海两条丝路传入我国的外国工艺与原材料等，也在故宫藏品中有大量体现。比如，故宫收藏的明代用波斯文与阿拉伯文作为装饰纹样的官窑青花瓷器等，也是中国与丝路沿线各国文化交流相互影响的极好例证。

　　明正德的青花回文大碗，现藏于故宫博物馆。

　　让乾隆爷都痴迷的痕都斯坦玉长什么样

　　从元代开始，掐丝珐琅制作技艺沿丝路传入中国，经过逐步改造发展，在明清两朝制造出种类繁多的珐琅器。今天故宫藏有珐琅器6600件，是世界上收藏珐琅器最多的博物馆。另外，在故宫博物院3.18万件玉器藏品中，有一类被称为“痕都斯坦玉器”(“痕都斯坦”为清代对北印度的称谓，而“痕都斯坦玉器”则泛称宫中所藏中亚等地区的玉器。——编者注)，堪称精美绝伦。这些玉器，就是在乾隆时期，通过陆上丝路传入紫禁城的。

　　乾隆中晚期，由于回疆的平定，具有伊斯兰风格的痕都斯坦玉器，开始大量进入宫廷。

　　据专家考证，“痕都斯坦玉器”这个专属名词，是由乾隆亲自考定。他亲自撰文《天竺五印度考讹》，将今日的北印度与巴基斯坦一带进贡的玉器，定名为“痕都斯坦”。

　　在乾隆一生800多首赏玉诗文中，关于痕都斯坦玉器的多达65首，可见他对痕玉情有独钟，诗中赞道：“西昆率产玉，良将出痕都”，“薄过刻片楮，轻喻举毛鸿”。

　　那么，乾隆皇帝为何独爱痕都斯坦玉器?据说，这可能与乾隆宠妃香妃有关。香妃出生于雍正十二年，世居新疆叶尔羌地区，其父阿里和卓乃是回部一部的贵族首领(和卓即是首领的意思)。

　　据载，当时乾隆十分宠幸香妃，为了讨她欢心，在皇宫中复原西域贵族生活情境，痕都斯坦玉器自然成为居室陈设的首要器物。

　　由于乾隆皇帝的喜爱，痕都斯坦式的异域风情及高超工艺，对后世中国玉器文化产生了重大影响。

　　痕都斯坦玉与中国琢玉史上常说的“如琢如磨”或“玉不琢不成器”的技法不同。痕都斯坦玉器的表面不像中国玉器那样光洁平滑，或仅用阴线浮雕作装饰，而是善用纤细的金丝或银丝将花纹的轮廓勾出，表现器物的华丽。另外，痕都斯坦玉器上多镶嵌各种玻璃、宝石、金银片或玉片，这与中原传统人文的雅致意韵全然不同。

　　从造型上看，痕都斯坦玉器主要以橄榄式碗和杯子为主要造型。再从它的纹饰上来讲，痕都斯坦玉器多采用植物纹，最明显的特征就是受当地的气候和自然条件，以及风俗习惯的影响，体现在器物上的纹饰多为西番莲图案和绍良花图案。这些也是当地特有的植物品种。

　　经过2000多年的融合，如今，“一带一路”国家和地区引入的文化已跟中华传统文化完全有机融合，并成为世界文化中的亮丽瑰宝。

　　(综合自中国网、国际在线、人民网、中国新闻网、新华社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