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记得是什么人说过这样的话，大概的意思是说：如果刑警算得上是警察的灵魂，那么缉毒警就要算是刑警的灵魂了。或许听到这样的话，会有人感到不服气，因为对于刑警来说，每个人的身上都有讲不完的故事，每个人的身上都流淌着忠诚无畏的热血。

　　在“6·26”国际禁毒日的前夕，记者走进了北京市公安局刑侦总队缉毒支队的缉毒警中间，倾听着他们讲述的破案故事，体会着他们的苦辣酸甜。

　　苦

　　说起破案过程的艰苦，每一位缉毒警的肚子里恐怕都装得满满的，因为那已经不是偶然一次的“记忆犹新”，而是他们生命中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年轻的“硕士队长”毕波苦笑着说：“最难受的事儿就是蹲守了，你能想象吗：四五个大小伙子挤在一辆车上，冬天不许开热风，夏天不许开空调，还不能随便下车，连撒尿都只能尿在可乐瓶里。关键时刻一宿都不敢合眼，生怕一个疏忽把人放跑了，或是让人把东西搬走了。”

　　副队长毕波确实记不起来，哪一次任务的条件最为艰苦了，因为在他的缉毒生涯中好像还没遇见过不苦的时候。而这并非是他的“专利”，每一位缉毒警都是生活在这样的状态中。“都是二十七八岁的大小伙子，一天吃不上饭是什么感觉？有一次我们在一个小区内蹲守，为了避免打草惊蛇，外围队员把盒饭都买好了却不敢送进来，车里的人饿到下午实在受不了了，几个人分了一个早餐剩下的包子。”在毕波的记忆里，关于“吃”的痛苦似乎特别的多：“还有一次我们在城乡结合部蹲守，眼看快到半夜时嫌疑人关灯睡了，我们这一天还没吃上东西。几个人找来找去发现附近有家外地人开的小吃店，敲门一看里面的环境是任何一个城里人都不会驻足的。老板说只有冰箱里还剩下点羊肉。我们就让老板捅开火炉子，自己把羊肉用温水泡开，自己进厨房用盐和酱油配出了一种作料儿，对付着吃了个半饱儿。”

　　比起吃不上、喝不上来说，毕波觉得蹲守中出现的一个又一个意外情况，更是对缉毒队员意志和素质的考验，所幸他和他的队员们交上的是一份令人满意的答卷。“有一次我们在连续执行了20多个小时的蹲守任务后，眼看行动时间就要到了，这时电台里突然传来消息，因为情况发生了变化，上级要求将行动时间推后，可这时队员们已经按照计划三三两两悄声进入了小区。为了稳住局面，又不至于暴露身份，我连忙让队员分散到居民中，有人假装看人下象棋，有3名队员脱光了上衣坐在楼门口玩起了扑克牌。这一玩就是4个小时，直到当天晚上10时许才传来行动的命令，那3名玩扑克牌的队员上半身已经被蚊子叮满了包。”

　　辣

　　面对穷凶极恶的贩毒分子，任何“心慈手软”的念头或举动都有可能为缉毒工作带来巨大的损失。在缉毒队员们中间，给人感受最深的就是他们的坚定果敢，就是他们一定要降服犯罪分子的勇气和忠诚。

　　缉毒支队里的“老大哥”郭荫茂曾荣立一等功，他那双如炬的“火眼金睛”里藏着一种力量，一种让嫌疑人与他无法对视的力量，再难审的犯罪嫌疑人到了他的手里都没办法“挺”过来。“老郭审讯还真有一套，你也不知他有什么法宝，反正是又哏又辣。”———这是缉毒支队里的一个共识。

　　听“郭队”讲他的那些“段子”，确实比听故事还过瘾。“那次我们在KTV包间里抓了一个所谓的老总，他当过兵，有过非常辉煌的岁月，所以放不下架子，别提多傲了，觉得没人有资格审他，连着换了好几拨人都拿他不下。换我上去之前，我先看了仅有的一点笔录，又从审过他的人那里问了一些情况。进去后我先喊了一声立正，然后让他齐步走，到我的房间门口时再让他向左转，一套口令顿时让他找到了和我的共同点，他的戒备心一下子放松了不少。然后我告诉他，我也当过兵，虽然不像他那样少年得志，但我堂堂正正地做人，始终没给当兵的抹过黑。一番话说得他心服口服，20分钟以后他像竹筒倒豆子一样全交代了。”

　　和“郭队”不同的是，练过散打的毕波素以出手“辣”而闻名。有一次，他乔装后准备与毒贩接头，其他侦查员已经在交易地点的周围进行了周密的布置。等了将近一天后，下午4时对方终于出现了。可狡猾的女毒贩突然提出要变化交易地点，想着全队一天的努力，毕波决定豁出去了。他和接头的女毒贩一起穿过了马路，走进了小胡同，见到了另外两个拿着毒品的男人。就在双方准备一手交钱一手交货的当口，女毒贩发现接过来的钱是假的，一声尖叫过后3名毒贩凶相毕露，毕波面临着一对三的险境。他毫不犹豫地扑了上去，4个人转眼间就滚作了一团。好在负责接应的侦查员很快就跟了上来，将毒贩制服后，从其中一名男子的身上搜出了一把匕首，只是在毕波的拳脚下他始终没有机会拔出来。事后，缉毒支队的副支队长唐力说，这次行动成为他为新侦查员授课时的“反面案例”：“没有把握宁可不做了，我们不能拿侦查员的生命去冒险。损失了一个侦查员，就是抓10个毒贩也没办法弥补。”

　　酸

　　每天都要面对狡猾而凶残的毒贩，有人说警察的心比铁还硬。可警察也是人，在他们的心中也会有一块柔软的地方。唐力说：“在我们查获的吸毒人员中，30岁以下的年轻人占了90％以上，平均年龄24岁。特别是在吸食摇头丸的人中，以年轻、貌美的白领女性居多，其中不乏文化层次高的。看看她们的样子，想想

　　自己家里的孩子，我们的心里真是挺酸的。”

　　唐力无奈地说：“这些女孩子真让人没办法，她们觉得吃摇头丸是一种时尚，甚至第二天还向别人炫耀。摇头丸本身的价格不算高，可一般这种派对都在知名度较高的娱乐场所举行，酒水、小费价格都不菲，所以不是高收入人群接受不了。可她们就不想想，那些组织豪华派对的老男人为什么自己不吃摇头丸，他们等什么呢？无非是等药性发作后占这些女孩子的便宜。可有些女孩子被抓后还执迷不悟，什么都不承认，组织者都承认了，她们还扛着呢！有一次抓捕行动我们提前了10分钟，冲进去后女孩儿们都已经全裸了，地上到处是避孕套，要是往后拖延10分钟就什么事情都发生了。”

　　缉毒支队的支队长师大尉介绍说，外界一直有种错觉，认为吃摇头丸不会上瘾，其实它的副作用更甚于海洛因。因为“摇头丸”有强烈的中枢神经兴奋作用，有很强的精神依赖性，服用后人就会活动过度、情感冲动、性欲亢进、嗜舞、偏执、妄想、自我约束力下降以及出现幻觉和暴力倾向等。通常情况下，服用摇头丸的人在一年半以后都会出现幻听幻视的情况，严重的就会出现精神分裂的症状。有些少女在服食了摇头丸后，因为产生幻觉而导致跳楼自杀的情况发生。

　　甜

　　用郭荫茂的话说，缉毒队员的“乐”只有那么一小会儿，甚至只是破案后的一瞬间，随后他们就要投入新的战斗，一轮新的“磨难”又开始了。即便如此，这短暂的“乐”也足以安慰他们了，足以鼓舞着他们进入新的案情。在队员们中间流传着许多亲身经历过的“段子”，事后听来谁都会哈哈一笑，可当侦查员置身其中时他们从没笑过。

　　缉毒支队的“警花”郑红在一次执行蹲守任务时，奉命带领几名侦查员来到嫌疑人可能落脚的一家小餐厅内。当时正值寒冬腊月，小店内只有他们这一桌客人。为了避免引起怀疑，几名侦查员只好假戏真作地开始喝起酒来。郑红无奈地说：“哪敢点贵的呀，全是花生米、拌白菜、煮毛豆一类的，空酒瓶摆了一桌子，又不能真喝高了，又得假装喝大了，醉醺醺地聊起来没完。就这么一直喝了3个半小时，已经聊到什么话题都没有的地步了。后来我开玩笑说，要再不派第二组来接替，我们可能真的就要醉倒了。”

　　新建的情报队队长张继宏也有个特“拿人”的段子。“那次执行任务，我们得等半夜嫌疑人关灯睡觉了才能离开，可第二天早上还要特别早过来。几个人一合计只好到旁边一家洗浴中心过夜，又便宜又能半躺着睡个囫囵觉。一连三天，洗浴中心的经理都晕了，一个劲儿地追问我们是干什么的，然后又问他的洗浴中心到底出什么事儿了。我们什么都不能说，他就更慌了，提出要给我们免费，可我们每天都如数付钱，经理的心里不踏实了好几天。”

　　毕波得意地说：“出租车司机、卖菜的、物业的、邮递员———我都假装过。最逗的是假装特快专递的邮递员，那小子通过特快专递邮寄毒品，他下楼取邮件时，他媳妇还扒着阳台往下看呢，看见他签字后才缩回了头，可紧接着我们这边就动手将其拿下。等冲上楼去一看，他媳妇已经准备好了吸毒的所有用具，正坐在沙发上等着呢。她要是当时多看一眼，那结果完全可能是另一种样子……”

　　以苦为乐、把苦当甜的日子就这么一天天的过去了，缉毒队员们也有为生活、为爱情烦恼的时候，可这一切“苦”都没有阻碍他们去勇敢地战斗。支队长师大尉指着会议室墙上的光荣榜让记者看，那上面记载着：缉毒支队从1995年建队至今，荣立集体一等功3次、二等功8次、三等功13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