年关又近，在城市里辛苦劳作一年的农民工兄弟又要面临讨要工钱的关口了。干活挣钱，这一天经地义、本不应成为问题的问题，却成为涉及近亿农民工的大难题。可喜的是，比起往年，社会各界对农民工的关注力度更大了，也更务实了，连总理都在百忙之中为农民工讨工钱，不少地方政府和有关部门出台了保障农民工合法权益的办法、规定等文件。但从农民工面临的讨薪实际看，这些文件真正从条文变成民工手里的钞票，还有不少困难。

　　据１１月３０日央视《焦点访谈》报道，四川一农民工在北京为讨要１２０元工钱，先后到劳动部门、法院讨说法，都被以种种理由“推”了出来，花去了１０００多元，也没要回本应属于自己的１２０多元工钱。另据报道，某省举办了一场维护进城务工人员合法权益的大型宣传活动。某小区一保安原以为有关部门能帮自己讨回被欠工资，哪知他从活动现场被“指点”到某区劳动监察大队，再到市劳动监察大队，又被“指点”到另一个区，一无所获。等他再赶回现场时，接待人员说：“今天结束了，以后再说吧。”可见，我们的许多规定、措施和一些相关部门举办的活动，离真正实实在在地让农民工把钱要到手还有很远的距离。

　　应该说，各级政府和相关部门在解决农民工的欠薪问题上做了大量工作，解决问题的决心和诚意很大（当然也不排除一些地方和部门，为了应付上面的压力和下面的呼声，不得不发个文、作作秀）。但是，欠薪问题非常复杂，既有用工单位恶意欠薪、工程发包不规范、劳动合同不规范等原因，又有大多数农民工文化法律素质低、与用工单位相比处于绝对弱势、没有力量为讨薪付出过多的经济和时间成本等等原因。因此，为农民工讨薪，必须从问题产生的实际出发，尤其是要从农民工在文化法律知识、经济力量、人际关系等方面所处的实际出发。否则，政府和有关部门的好心带来的“远水”，很难解农民工的“近渴”。试想，让一个口袋里只有维持一日三餐的几元钱的农民工、一个连用工合同都不会签的农民工、一个在城市举目无亲的农民工、一个一天要劳动十几个小时的农民工，往返于劳动部门、法院、律师事务所，周旋于官员和老板之间，并取得胜利，这可能吗？就全国而言，也许可能有几个“维权典型”，但对于大多数农民工来说，这确实是太难了。

    为什么农民工要为讨薪而跳楼、跳塔？是因为他们呼告无门、无力、无法。因此，从农民工的实际情况出发，少一些形式主义，少一些大而化的东西，在一个城市的各个区明确一个或几个专门帮助农民工讨要工钱的机构，让农民工说理能找到门口，并实实在在帮他们把工钱讨到手，比什么都要紧。

　　笔者认为，解决这个问题，可以借鉴各地为招商引资而创造的“一个窗口对外”、“一站式服务”等办法（即，把一些相关部门集中到一起办公，各种手续在“一站”就可以办齐）。我们对投资者能够提供这样的优质服务，对作为建设者的广大民工也应该能够提供这样的优质服务。

　　笔者设想，根据欠薪问题所涉及的对象和经常出现或可能出现的问题，把劳动、司法、工商、金融、公安等相关部门集中在一起，组成有一定规格和权威的“一站式”的服务机构，既负责为农民工讨要工资，又分别通过本部门的职能对用工单位进行监督，在职能上形成合力，在地点上相对集中，在程序上简便易行，从而使农民工有固定的地方说理，并能真正把钱要到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