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苏省民办翔宇教育集团总校长卢志文,是一位曾在某公办中学担任过副校长的民办学校校长,他对公办体制下的教育浪费现象深有感触。他说,从公办到民办的转变,从本质上讲就是从“花别人的钱为别人办事”到“花自己的钱为自己办事”的转变。以下是他的自述:
一个小笔记本的价格差异
我是1983年参加工作的,1994年担任一所省重点中学的副校长,1999年离开公办学校到民办学校任校长。我亲历了两种体制下花钱办事的具体过程,深感公办学校浪费之惊人。
大到建筑工程发包,小至办公用品采购,不同体制下的花钱方式迥然不同。在公办体制下学校浪费严重,资金利用效率极低,机构臃肿,人浮于事,这些“国企病”在学校同样流行;而在民办学校,一分钱要掰成两半花,资金利用效率很高。
著名的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弗里德曼提出了花钱办事的四种模式:一、花自己的钱给自己办事,既讲节约又讲效果,如上街买菜经常要讨价还价;二、花自己的钱给别人办事,只讲节约不讲效果,如到医院看病人购买礼物;三、花别人的钱给自己办事,只讲效果不讲节约,如公费医疗;四、花别人的钱给别人办事,不讲节约也不讲效果,如国有企业采购原材料。
对这套理论我很赞同,至今我都记得“买笔记本”的真实故事。我原来在公办学校当副校长时,学校准备给每个老师发一个笔记本。教务处提出申请,校长审批后,由总务处采购,总务处长派人到商场文具柜台购买了一种皮面笔记本,每本花了12.5元。这套办事程序在公办学校是十分正常的,没有人有错误,但当我到了民办学校以后却再也不能这样办事了。凑巧的是,我刚到民办学校不久学校也要给每个教师发一个笔记本,我们学校的采购人员便先到小商品批发市场上看货比价,并顺藤摸瓜找到了生产笔记本的厂家的电话号码等信息,然后便与厂家直接洽谈供货,同类商品如“备课笔记”“会议录”一并签约,增加采购量压低价格。结果与公办学校购买的那个笔记本一模一样,但公办学校的采购价格却是我们的六倍多,我们每本只花了2.3元。
一个小小的笔记本在公办与民办之间价格便相差如此之大,其他大件物品更是可想而知,这样的例子举不胜举。有一所公办学校的外墙瓷砖和我们的一模一样,它的购买价格是我们的两倍;某公办学校建造大门花了近60万元,而我们的大门比它的还要豪华气派,结果只花了18万元;有一次,一位推销实验器材的商人到我们学校明确说,某套实验器材在某公办学校卖了12万元,给你们9万元。即便如此,我们仍和他进行了讨价还价,结果扣下了他10%的质量保证金,只花了8万多元。
为什么会出现这种现象?不是说那个到商场购买笔记本的人贪了便宜,也不是说负责建造学校大门的校领导贪污了,而是体制不同了,人的行为便发生了变化。现在我到了民办学校,学校靠自谋出路,校长必须精打细算,必须以最少的投入去赢得最大的效益。
形象工程成为沉重包袱
公办学校的浪费,首当其冲便是教育中的形象工程。现在许多地方在教育上的投入可称得上是大手笔,动辄上亿元建一所中学,即使在苏北经济欠发达地区也不罕见。这些“大项目”往往并未经过严格论证就仓促上马了,它成了领导的形象工程、面子工程。这种劳民伤财的政绩工程建起来后,给学校带来了沉重的债务包袱,多年翻不过身来,我们周边几个县的第一中学几乎个个负债,有的高达几个亿。
公办学校浪费更深层次的是体制上的原因。很多公办名校都是政府通过长期高强度财政投入和政策倾斜精心培育的产物。由于这些学校的巨额收费普遍没有纳入政府财政预算和审计,缺乏必要的监管,造成了国有资产严重流失也就不足为奇了。现在有一个怪现象即依托公办名校兴办的所谓“民校”,这类学校产权关系不明,公私界限不分,资金管理存在监督“真空”。这类假“民办”不仅更容易导致学校的国有资产流失,还大肆提高收费标准增加当地老百姓的教育负担。
中国教育最缺的不是钱而是观念和体制
有人说,中国教育太穷了,资金严重缺乏。我认为,眼下中国教育最缺的不是钱,而是观念和体制。观念和体制的不同,直接导致资金使用率的高与低。
民办学校的活力何在?关键就在于体制。我们这所民办学校机构设置合理,人员定岗核编,学校运行成本很低。与我们同等规模的公办学校,开中层干部会议中午吃饭三桌都坐不下,而我们这里只有十来个人。
而公办学校却如同“戴着镣铐跳舞”,有些地方人事、课程、招生甚至连学生用的本子的采购等权力都被统在了教育行政部门,学校没有足够的办学自主权,校长早已降格为教导主任。
我个人认为,眼下,一些公办名校已经到了必须改革的时候了。这种改革简单来说,就是从“花别人的钱为别人办事”到“花自己的钱为自己办事”。
教育的民营化和办学体制的多元化已经成为一种国际趋势。英国学者贝磊归纳了未来办学的四种趋势:部分公立学校所有权的转移;增加私立学校的比例;增加政府对私立学校的经费投入和支持;增加对公立学校的私人投入。我想:打破垄断,培育市场,引入竞争,多元办学,应该是推进中国教育业成长发展的根本途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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