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落实《北京市未成年人保护条例》，“少年英雄”赖宁的照片纷纷从校园墙上被摘下，取而代之的都是一些学校各种活动照片、学生的书画作品和伟人名人的照片。(据千龙新闻网1月15日消息)对此媒体上赞同与否定的声音都有，笔者却在想另外一个问题：“驱逐”少年英雄赖宁伤了谁的心？为什么而“痛”？

　　有个令人“伤心”现象，作为“少年英雄”的赖宁，如今的少年并不了解。北京市团结湖小学的几个打雪仗的少年说：“赖宁是谁啊？叔叔找英雄为什么不直接去他所在的部队？”他们不知道赖宁是什么人。笔者凭自己的所见所闻，就是老师知道的也未必更多。原因简单，他们教学中用到“赖宁”的时候极少。不要说赖宁，就是雷锋的事迹及其精神，不少中小学生知道的也不多。至今没有多少少年对此“表态”，“赖宁”的去留应当没有伤他们多少心。

　　看媒体上的“表态”，多是教育工作者与中年人。准确地讲，是经过了“赖宁式时代”的培养教育的人在伤心。当时的共青团中央书记、全国少工委主任李源潮说：“在人民的利益受到威胁的严重时刻，14岁的赖宁把个人生死安危置之度外，勇敢地参加扑灭山火的战斗，至死也不后退半步……因为在他心目中，人民的利益是高于一切的。”“人民的利益高于一切”，这正是赖宁精神的实质。

　　赖宁的“去留”不过是个具体例子，见义勇为也不过是个具体的内容，隐藏在里面的就是关于“人民的利益”与“个人的最基本的利益”之间的冲突。当时代进入21世纪，人的最基本的利益一步步地提到日程上来了，成为社会关注的热点、焦点与难点。无论是国家的法律制度，还是生活的方方面面，都能看到这种生命价值观的思考，对诸多事件的多层面反思。“人”成为这类思考的核心与焦点。

　　英雄之所以是英雄，是因为贡献的深广度超出常人，所起到的积极影响非同一般。我们有一种习惯，无限制地抬高献出生命的英雄，而对依然活着的英雄的价值看得不重。一方面是牺牲了的英雄付出了生命昂贵的代价，另一方面的理解正相反，我们对英雄的生命没有真正的珍惜，甚至把牺牲至少是负重伤作为“英雄”的标记。令人思考的就是：如果英雄的“最基本的利益”得到了最好的保护，岂不有了更高的示范学习的价值？

　　从北京的《中学生守则》去掉见义勇为内容，到关于这方面的激烈争论；从《北京市未成年人保护条例》实施，到撤下赖宁像及其争议。所讨论的都是一个最简单的问题：“人民的利益”与“个人的最基本的利益”之间如何才能统一起来？随之而来的就是，什么人在什么情况下献出生命才最有价值？英雄的模型究竟是什么样子？教育界应当这此做些什么？

　　我们的痛苦就在这里：从全力保护“人民的利益”到首先保护“个人的最基本的利益”，从一种无私无畏的彻底奉献到更具有人性化的理智应对，两者的交锋构成了“赖宁”的去留之痛，这种痛是时代发展的痛，是社会进步种子的破壳之痛，更是我们必须经历的痛。痛定之后，我们的视野更开阔，思考更深入，“英雄的精神”就会更理性更人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