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北京郊区300万农民而言，2004年的春天是不一样的春天。虽然仍要为春耕忙碌，但有一件事，他们却可以完全抛在脑后，那就是中国农民交了千年的“皇粮国税”。

　　不仅在北京，杭州、延安等地方政府近日也不约而同地宣布：免征本市农民的农业税。

　　农业税是中国农民负担中最大的一块。国家发展改革委员会产业发展研究所所长马晓河说，“免征是对农民实实在在的减负，符合中央关注农民、帮助农民的‘人本精神’”。

　　有着9亿农民的中国，三农问题是政府绕不开的难题。

　　20世纪90年代以来，广大农村发展相对停滞，城乡差距加大。官方统计显示，1997年以来，中国农民收入连续7年低速增长；城乡居民收入差距由20年前的1.8比1扩大到3.1比1。

　　“城市不可能在贫穷的农民包围中独享繁荣。情况若再不改，中国未来的发展必将为农所困。”为此，中国政府在今年初推出了旨在富农的《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促进农民增加收入若干政策的意见》，提出了新时期的“重农”思想。

　　中共中央党校三农问题研究中心秘书长曾业松说，在以农立国的中国，重农思想古已有之。但不同之处：历史上的重农以重税、夺农为前提，以轻工商为代价；而现在以维护农民利益为前提，以城乡统筹协调发展为目的。

　　这其中，还农民公平税负虽不是三农问题最要害之处，但却是缩小城乡鸿沟绕不开的坎，是中国政府落实“重农”思想、打造公正公平社会环境的最直接体现。

　　在中国，城市和农村一直实行两套不同的税制，广大农民的税负长期高于城市居民。目前，中国是世界上唯一专门面向农民征收农业税的国家，总税率达8.4%。

　　“在这种背景下，零赋税出现的意义不只在于农民负担的绝对数量下降了多少，而在于它破除了对农民的不平等待遇，为中国今后在城乡推行的一体化税制扫清了障碍，对中国追求的城乡统筹发展起到了助推作用。”马晓河说。

　　事实上，经过几十年的发展，中国财政已具备了反哺农业的能力。新中国成立初期专门征收农业税的目的是因为当时农业税仍占国家税收的很大比重，而当前，农业税仅相当于中央财政收入的4%。

　　“城乡差别是历史形成的，不可能在很短时间内扭转，但是发展到现在，我们不能让这种情况再加剧下去。”国家税务总局副局长许善达说。

　　来自农业部的消息说，由于受减免税收的拉动，2004年中国基本遏制粮食种植面积连年下滑的势头，全国粮食播种面积有望比上一年增加160万公顷。

　　被公认含金量颇高的“一号文件”公布以来，政策能否落到实处成为人们的关注点。事实上，不仅在减免农民赋税方面，改革征地制度、精简乡镇机构和人员、补贴种粮农民、增加财政对农开支……中国各地政府及主管部门正在积极兑现文件传递出的“重农”承诺。

　　辽宁、吉林、黑龙江、江苏、江西、山东、河南、湖北、湖南、四川等粮食主产省都拿出了超过40%的粮食风险基金补贴种粮农民；安徽全面取消了农业附加税。

　　此外，良种补贴、调整土地出让金纯收益支出结构、列支财政专项用于粮食生产、购买农机补贴、扩大信贷规模、精简乡镇机构和人员等政策，各地落实的力度都是多年没有过的。

　　“9亿农民，既可能给中国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拖后腿’，也可以是中国发展潜力最大之所在。”全国人大代表、江苏如皋市委书记陈惠娟说，三农问题一定是今年两会的重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