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央关于促进农民增收的“一号文件”发布后，社会广泛关注讨论，不少地方政府立即着手落实，从有关报道消息看，减免农业税占有很重分量，也获得很高评价。比如宁波市人代会刚审议通过的《政府工作报告》中明确，从今年起全面免征缓征农业税，便赢得热烈掌声。

    减免农业税，农民自然增收，立竿见影，一目了然，且给农民积极性以动力的作用也不可小瞧。放在如此背景下看，产生共鸣更易理解——目前，我国由7%的主税及其20%的附加合成的农业税税率为8.4%，而在世界上，大多数国家的财政政策都体现出对农民实施不取反补的倾斜、特别是只有为数不多的几个国家还专门向农民征税。因此，近年来，相伴城乡居民收入差距持续扩大，不仅呼吁降低、甚至取消农业税的声音日益强烈，而且政府的农村税费改革政策也一直在沿着使农民减负的方向变化，一则最新的消息更称，中央拟用五年左右时间，将8.4%的农业税降至2.4%(《财经时报》2月14日)。

    不过，对这样的减负在农民增收上的意义不可高估，应恰如其分地看待。据实而论，减免农业税：一、农民增收数量不大；二、减免条件各地有别。但，也许这两点被不少人无意或有意忽略了，因此我眼见之中，不乏如是倾向：未经思考、不算细帐，笼统讲“减负增收”对农民的利好，从而夸大了减免农业税对农民增收的作用。近来，在一些地方政府政策、一些新闻、一些评论中，这种倾向均有所体现，而如此误会可能导致实践走偏，值得认真校正。

    事实上，在“一号文件”中，关于今年农业税税率总体降低1个百分点、取消除烟叶外的农业特产税、有条件的地方可进一步降低农业税税率或免征农业税的要求，只是其九方面二十二条里一条的内容。而这个文件的实质，是千方百计使农民更多地共享社会发展成果，有条件地积极减免农业税只是千方百计之一，而且远非关键所在——就此，来自宁波市的那则消息便可作为澄清误会的标本来看，只要仔细推敲，即可还原本色。

    首先，去年宁波市农民人均负担已仅为12.5元，而人均纯收入是6221元，农业税全免对农民人均增收的作用不过0.2%左右，即使按2002年农村税费改革前农民人均负担89元计，增收实效也在1.5%以下。而去年全国农民人均收入是2622元，远低于宁波，就算不考虑税费改革，人均税负也绝不会超过百元，这很清楚地表明，哪怕全免农业税，也非农民增收要害。

    其次，对于农业税，宁波市之所以能先大减、再全免，按市政府有关部门负责人所言，是因为“宁波县域经济发达，民营企业活跃，多数村级集体经济较好，农业税费收入所占比重逐年减小，政府支出对农业税基本上没有依赖性，村干部工资也由政府补贴。”显然，这样的减免条件只存在于沿海发达地区，全国大多数地区并不具备——对它们而言，尽管农民人均税负值不大，但由于农民多，相乘就是个不小数字，政府支出对其有相当依赖性，在无中央财政转移支付埋单情况下，免税几无可能，而有限的减税空间对农民增收的作用可想而知。

    2月10日，人民日报的《华南新闻》上，还有条能在更大区域范围说明问题的消息，相对税费改革前，目前减负率高达83.73%、减幅远在全国之上的广东省，农民人均负担从106.93元减为17.4元。那么，拿去年人均该省纯收入4054.58元衡量，减负值还不到90元的增收价值无疑算不上大，减免条件较好的广东尚且如此，更遑论减幅在客观上还大大受制的其它地方。由此足见，对于农民增收，降低甚至完全免除农业税，在全国各地的意义都很有限。

    强调指出这结论，并非否定积极减免农业税对农民增收的意义，而是希望实事求是观之，避免不假思索地高估。笔者认为，农业税理当加快减免，主要是实现公平税负，而对农民增收的利好性质则只是千方百计之一，充分认识到这点，有助于政府在落实“一号文件”的实践上把眼光放宽放远，更多投向城乡统筹发展中更重要且难度更大的体制改革、市场培育、科技进步、结构调整、教育发展、财政投入、劳动力转移等方面，啃下硬骨头，见到大效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