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职业打假”的行为特征是打假人先“知假买假”“诱假买假”再以普通消费者身份索赔，然而就在3月15日，上海法院就此类赔偿案件明确表示：经营者对故意购假的消费者不构成欺诈，对“知假买假”“诱假买假”的消费者要求经营者“退一赔一”的诉讼请求，法院将不予支持。这意味着对“职业打假”行为的否定。(3月16日新华网)

　　虽然多数人认为，这种“知假买假”的打假方式有效地惩治了不良商家，且现行法律并没有明文禁止过这种行为，对于维护消费者权益的大局应该是利大于弊的。如此看来，上海市法院的做法似乎有悖于广大消费者的基本权益。但笔者对于“职业打假”这一行为背后的思维逻辑并不赞同：“职业打假”并非降低消费者们消费风险的最有效办法。

　　“职业打假”遵循的行为逻辑实际上是“以怨报怨”：你欺骗我，我也欺骗你，商家以欺骗的手段损害消费者的权益，消费者也以欺骗性的手段损害商家的利益。从行为逻辑上看，“以怨报怨”是惩治不道德行为的一种可行手段，在某些情况下，“以怨报怨”对恶行的惩治效果相当突出。法律对造假卖假行为的惩治正是遵循“以怨报怨”的逻辑，从这一意义上讲，“职业打假人”的行为有些自行执法的味道。但是，从道德逻辑上看，这种“以怨报怨”的职业打假模式却存在相当严重的问题。

　　“以怨报怨”固然能够有效地制裁不道德行为，但却不能促进德行的产生。更为重要的是，“以怨报怨”还可能造成商家欺骗行为的反弹性增长，使得一般消费者承担更大的风险。职业打假人利用“以怨报怨”的方法损害了商家的利益，却可能从另一方面强化了这些造假卖假商家的行为逻辑，卖假商家会更加坚定地认为：这个世界就是你欺骗我、我欺骗你。于是，为了补偿职业打假人带来的利益损失，这些商家很可能选择继续欺骗其他消费者。

　　“以怨报怨”的逻辑还可能消减道德行为的出现几率。“以怨报怨”固然有存在的必要，但“以怨报怨”的逻辑如果得到广泛推广，人们很可能会陷入“相互提防、互不信任”的境地，这自然不是理想的生活状态。因此，“职业打假”行为的效用与其对社会产生的道德风险都必须得到人们的重视。如此看来，上海市法院的举动不但不是对消费者权益的损害，反而是降低消费者风险的保护措施。

　　记得茅于轼先生提出过用“以直报怨”的道德逻辑取代“以怨报怨”的道德逻辑，即以正直的行为方式对待破坏道德规则的人，这应该是增加市场经济或社会中良好德行的有效方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