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报昨日报道的《专家兼职遭医院抵制》，引起武汉卫生界较大震动，武汉地区部分医院负责人和医生对此话题热烈讨论。

市第八医院医务处主任杜英认为：兼职问题涉及一个敏感问题，即供、需双方医院的利益分配。

他说，医疗技术不像一般商品那样可以简单测算出成本，它的形成既包含着医生的努力，也有院方的支持。一般而言，院方培养一个人才约需15至20年，成本何其高！技术所带来的利润又该如何分配？医生兼职会将其独特的技术带到外院，知识产权又如何得到保护？这些都不容回避。

市第十一医院院长张必伦说，允许医生兼职，意味着要把自己的核心技术与他人分享，这无疑是在同一城市内培植对手，这样的买卖谁愿意干？

据业内人士透露，一般情况下，兼职医生在第二个供职单位获得的报酬比原单位高。因此，原单位担心在利益驱动下，兼职医生很可能最终被对方挖走。

协和医院人事处一位负责人表示，现在谈兼职，尚有许多政策层面的问题需要解决。

1999年国家颁布的《医师执业注册暂行办法》第二十五条规定：“医师执业地点在两个以上的管理规定另行制定。”但时至今日，此规定仍未出台。此外，医生兼职如发生医疗事故，该谁承担责任？这些也都亟待以法规的形式加以确定。

相当一部分院长还认为，目前医生的住房、医疗等待遇都是本单位提供的，凭什么把他们创造的财富与对手分享。

但大多数医生的看法与医院负责人相左。

市八医院口腔医疗中心武广增主任医师认为，不让医生兼职，是明显的“单位保护主义”。医生应该是社会共有的人力资源，不仅仅是单位资源。让医生发挥更多作用，就能让更多的患者受益。

据悉，在一些发达国家，医生是自由职业人，可在多家医院坐诊。

目前，我国少数城市也在对医生兼职进行尝试。长沙市卫生局公布了《关于进一步深化市直医疗卫生事业单位人事制度改革的实施意见》，允许医疗单位的学科带头人在一个单位完成本职工作后，在本卫生系统内的其它1至2个单位兼职。

许多医院院长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表示，已意识到医务人员合理流动是大势所趋。但他们提出，如果国家实行医生兼职制度，卫生部门必须借鉴国外经验，拿出能兼顾各方利益又具可操作性的管理规定，避免“一管就死，一放就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