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世纪90年代初，安徽作家陈源斌的小说《万家诉讼》被改编成电影《秋菊打官司》（张艺谋导演、巩俐主演）后，“讨个说法”便成为当代社会流行词汇。

　　2003年7月，在杭州西子湖畔，已从安徽调任浙江省作协创联部主任的陈源斌完成了《万家诉讼》的续篇《秋菊开会》。《秋菊开会》里的秋菊在不知情的情况下被补选为全国人大代表后，再度讨起了说法。这次不是为自己的丈夫，而是为一桩牵涉到全村人利益、历时十年的“一女二嫁”式的山林纠纷。在以全国人大代表身份出席的各种会议上，秋菊一次又一次地奔走诉说。这桩看似简单的纠纷却在官场各种微妙的关系中变得异常复杂起来，使得问题总是不了了之。

　　最后，秋菊在北京人民大会堂抓住一次机遇告了“御状”。结果，她不仅为全村人讨回了说法，还意外地得到了党和国家领导人做出的“决不拿老百姓‘开会’”的承诺。在小说的结尾，山林纠纷被顺利解决，但秋菊却又在不知情的情况下失去了全国人大代表的身份，回归为一个普通农村妇女……

　　就陈源斌而言，这个故事仍然起用秋菊为主角，但写作背景已发生了很大变化。十多年前写《万家诉讼》时，陈源斌正在安徽农村里挂职担任村委会副主任，《秋菊开会》则是他在担任过安徽省文学院院长、天长市委副书记、安徽省文联党组成员，并分别当选为安徽省党代会代表和全国人大代表之后写就的。

　　“我参加了一些电视台的专访，从中获得了《秋菊开会》的一些故事框架，然后根据自己的某些经历写出了这篇小说”，陈源斌表示，“法制题材的小说写起来最上手。”

　　小说自去年在《北京文学》9月号头条刊出后，反响强烈。《小说月报》10月号头条转载，上海、浙江、陕西、河南等地的报刊也相继连载。互联网上一位署名为忧雪莼榕的《开会、开会》评论文章认为：“小说最大的价值在于它通过一个简单的故事，在并不长的篇幅里，揭示了众多中国民主政治中的现实问题和一些典型的社会现象。作者的政治观念是成熟、理智的，对问题的剖析是准确、冷静的。”
　　在《秋菊开会》中，十多年的官司最后虽然得以解决，但并不是法律的功劳；村民们最后虽然得到了实惠，依赖的却是一次成功的“御状”。一种历史惯性让国人沉浸其中，非但没有被现代文明冲涤，反而愈显其价值，这是陈源斌小说貌似平淡的叙述中，撼动人心之所在。
　　十多年前秋菊为丈夫讨说法，尚且有意无意地走了一条法制之路。而十多年后，秋菊为村集体讨公道，却走了一条古老的告“御状”之路。这也许会让有的人费解，但陈源斌说：“虽然法制在前进，但几千年的惯性还在起作用：某一个重大案件，下面可能拖了几十年也办不了，领导一句话就解决了。”

　　陈源斌1955年生于安徽天长，毕业于北京大学，曾经在安徽经组织部门下派，当过村委会副主任和市委副书记，因此对中国基层社会生活可谓耳熟能详。他说，在今天的农村，农民遇到纠纷、委屈和不公正待遇时，首先想到的还是上访，而不是寻求司法的途径。处在弱势的农民热衷上访尤其是越级上访，显示了他们对权力的依赖超越了对法律的信任。也许有人会轻松地下结论，这是农民法制意识薄弱使然。然而，至今依旧屡屡发生的打尽官司不如一张领导纸条的事实，让无助更无势的农民该如何抉择？

　　这是来自历史深处的忧虑，是“人治”的历史惯性在作为现代文明标志之一的“法治”精神面前的冥顽不化。上访，尽管艰难，最后获得“重视”，似乎给人温暖和希望。而一些政治家的开明毕竟不能替代社会的制度建设。

　　从《万家诉讼》里为自己丈夫讨说法到《秋菊开会》里为村民到北京讨说法，读者在陈源斌小说里看到更多的不是悲情，而是一种隐蔽得很深的欣慰。

　　“历史的惯性终究还是现实一种”，陈源斌说，“中国的体制是不能照搬西方模式的。中国只有沉着地往前走。在我看来，社会的进步是渐进的，整个社会的矛盾发展是一个自然调节的过程。”

　　陈源斌说：“无论是十年前的秋菊还是十年后的秋菊，我感受到的是一种‘无形的力量’。这种‘无形的力量’在推动社会前进，不论你是顺应还是反抗，它总在裹挟着你前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