整整一周，惨烈的“11·21”包头空难，都是舆论持续关注的焦点。

　　55条生命的猝然离去，让每一颗善良的心都为之揪紧。新闻报道中有关空难方方面面的每一个细节，都牵动着许多读者和观众的关注。我们为那个因为未带身份证买不上机票未能登机的小伙子庆幸，为那位因故在包头耽误了一天才上机的遇难乘客惋惜，为遇难副机长临行前询问女儿乖不乖而唏嘘，也为有序的善后和事故调查的进展而略感欣慰……

　　在空难事故发生前一天，还有一条同样令人心情沉重的消息：“11月20日，河北省邢台沙河市白塔镇李生文联办矿等五个铁矿发生井下特大火灾事故，目前至少有60人仍被困井下，生死不明。”最终，矿难酿成65人死亡。媒体同样予以较为详尽的报道。但是，紧接其后的包头空难事故，则让舆论焦点即刻发生了转移。

　　两起灾难性事故，在相近时间段里发生并被报道，事故发生后，中央领导、各级政府同样高度重视，都在第一时间内作出了重要的抢救和善后部署指示。但是，从媒体对两起灾难的报道规模、篇幅、数量、细节等方面，还是可以见到舆论关注和投入程度上的一些差别。在好几家知名网站，“包头空难”的专题至今仍高居榜首，而“沙河矿难”的相关报道已经悄然让位于其他一些新近发生的事情。

　　这，是一种让人说不出滋味的差别，值得人们思索。突然的灾祸降至，同样惨痛的后果，若要强行去区分孰轻孰重，那简直是对死者的亵渎。那么，客观存在着的舆论关注度上一些微妙差异，到底在提醒我们一些什么？

　　也许，民航空难事故因其罕见，而显现出新闻要素的稀缺性。而采矿井下作业，无论在哪里都是一种充满高风险的行业和工作。空难带给人们的心理冲击，的确更加强烈……

　　可是，仅仅是翻阅一下上个月发生的相关矿难，还有“河南大平煤矿发生瓦斯爆炸事故，147名矿工遇难”、“雅安市宝兴县矿发生矿塌事故，12名矿工遇难”等黑色信息赫然在目。尽管中央对安全生产工作三令五申，但一些地方小矿井对利益最大化的追求冲动，已经淹没了对安全律令的畏惧和对人命关天的应有尊重。而为了摆脱贫困，还有许多的农民工，仍然不得不走进缺乏安全保障的矿井，去寻求一个致富的机会。难道，我们作为受众的记忆和认知，已经因为这些频仍的、既让人沉重也令人无奈的矿难消息，而略有一些迟钝和麻木了吗？

　　新闻学上，对新闻价值的判断还有离受众关系远近一说。乘坐飞机航行，如今应该是大多数人都有过的一种生活经历了吧。对一个城市中工作匆忙的白领来说，民航客机的安全，当然要比矿难事故更加吸引其注意力。而矿难较多地发生于相对欠发达地区，在一个家中有小辈出门打工的乡村老妪心中，若听说哪里的矿出了事，自然会比听说飞机失事更紧张和不安。那么，在对空难和矿难事故报道的关注中，我们每一个看新闻的人，注意到自己所处的位置了吗？

　　我们的社会，正在努力迈向全面的小康。以我的理解，一种人群如果因为所谓的影响力和距离关系，而渐渐被社会的主流记忆选择性地忽略，乃至淡忘，要等到下一次有新闻发生才能显示他们的存在———这样的状况，难以说得上是全面发展。这样的选择性关注如果发生得太多，我们对社会的整体认识也会出现一些错觉和偏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