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会是我们？遇难者家属问天无泪。为什么会是他们？知情者问心无语。
当意外在现实中出现，我们目睹的常常是惊愕和泪水；当意外在历史中重现，我们看到的往往是诧异和沉思。2004年11月21日，包头空难，6名无锡籍乘客不幸遇难，而14年前的1990年10月2日，广州空难，同样有6名无锡籍乘客魂断白云机场。更巧的是两次空难无锡遇难者中，都有警
务人员和商人在一起。
为逝者讳，我们本不该再触及不幸家庭的创痛；但为生者戒，我们应该痛定思痛，追索事件背后的“巧合”。这不是猎奇，也不是捉影，而是试图从历史真相和原声中，理清遇难者生前的生命印迹。我们所有的努力和探寻只是为了反思，为了尽可能避免悲剧的重演。
A篇 无锡警官包头空难中的疑云
惨剧。11月21日早8点20分，由包头飞往上海的小型客机起飞不久坠入机场不远的南海公园，机上47名乘客与6名机组人员全部遇难，此外，当时在南海公园的两名地面人员也不幸遭遇横祸。两天后相关部门公布的遇难者名单显示共有11名江苏籍旅客遇难，其中5名无锡人，他们包括：无锡交巡警支队的蒋勇和周仲歧、无锡一驾校老总王荣全。
随后，有网民在无锡本地的BBS上发帖称，此次三人出事时是由王荣全出钱请蒋勇和周仲歧两位警官外出旅游。而且还有一些知情者称，在10多年前的广州空难中也发生过相似的一幕，当时6名无锡籍遇难者出事时也是公安人员与商人同行出游。这是传言还是确有其事，或者另有隐情？记者日前赶赴无锡，对此展开了调查。
“无锡驾校遇难三人”与事实有出入
11月23日包括新华社在内的新闻媒体公布了此次事件遇难者名单，其中包括其证件号码和单位或籍贯。其中无锡遇难者有：王荣全320203590816031无锡机动车驾校；蒋勇320204540530103无锡机动车驾校；周仲歧320204511005107无锡机动车驾校；陈叶新321102197511080475宜兴苏桥镇；毕亦强320223760509603宜兴市。
对此记者多方获悉，陈叶新，家往无锡宜兴，今年30岁。陈1997年从江苏工学院现改为江苏理工大学机械专业毕业，前后供职于当地多家单位。现从事个体环保业务，已婚，有一个儿子，今年已5岁。包头空难中他未买保险，据悉，陈叶新也是无锡籍旅客中惟一未买保险的乘客。毕亦强，是无锡宜兴巷道镇人，28岁，曾在科强电子公司上班，在单位从事营销工作，平时经常出差，这次去包头是为了业务。据了解毕是几个人一起去的北方，返回时几个同去的人未同行，他一人上了飞机。
但对媒体公布的王荣全、蒋勇和周仲歧单位均为“无锡机动车驾校”的消息，记者在无锡采访时得到了当事人确切的身份和单位名称：王荣全确实在驾校工作，而蒋勇与周仲歧则与驾校无关，两人都是在公安部门工作。
记者从权威方面获悉，王荣全，46岁，现为无锡南站交通实业总公司副总经理。无锡南站交通实业总公司是由乡镇企业转制的民营企业，共有储运、汽修、驾校等4个产业，其中驾校全称是“无锡市机动车驾驶技术培训学校”，王荣全在公司主要负责该驾校工作。而蒋勇是无锡市交巡警支队车管所考试科科长，周仲歧是无锡市交巡警支队车客所管理科科长，两人与驾校似乎并没有直接关系。如果硬要说两者之间有关系，那就是蒋勇和周仲歧所在的交管部门正好“管”着驾校学员的考核工作。
有关部门公布遇难者名单时并不知道他们的详细身份，而是依据乘客在包头航空部门登记的资料。王荣全、蒋勇、周仲歧为“无锡机动车驾校”也是根据他们登记的资料。目前，应该可以基本确定的是，王荣全、蒋勇、周仲歧三人是同时登记的，而且三张票是一起购买，并由一个人填写的内容。
单位称，警官们出事前是在公休
对于在无锡当地广为流传的三人出行是由驾校的王荣全出钱请蒋勇和周仲歧出去旅游的说法，无锡市交巡警支队车辆管理所丁福林所长认为，这种说法“是没有根据的”。丁认为，出事的两位警官都是50多岁，是久经考验，曾多次立功受奖。但他同时也坦陈，因为打交道的时间长了，驾校与车管所关系不错。而就在事件后，无锡当地媒体报道称，王荣全的家属确认王是与“两位朋友”一起去包头的。前天，记者欲与遇难者王荣全家属进一步核实情况时，对方以“我现在没有兴趣跟你谈这个事情”拒绝了采访。考虑到亲人遭受不幸所承受的剧痛，记者没有作进一步的采访努力，以避免打扰遇难警官家属。
空难发生后，无锡市交巡警支队表示，两人出事前正在公休。而且都是经过组织批准的，期间两人的行为属于个人行为。车辆管理所丁福林所长在接受本报记者采访时也称，他们没有公务在身，也不了解他们到底去做什么。
记者调查了解到，蒋勇与周仲歧是一对好朋友。周仲歧性格内向，工作很积极，前几年还立过三等奖。蒋勇在空军服役过。今年经组织批准，周与蒋还“互换”了工作岗位和职位，由于工作忙，两人一年一度的公休假到现在才歇下来。
不管蒋与周是否由王荣全掏钱请过来旅游的，现在有一点可以肯定，蒋和周确是外出旅游休假。只是，这个季节，包头并不适宜旅游，而且包头并不是个旅游城市。据一位熟悉国内旅游的人士称，以他的经验，包头较有旅游价值的是7月份领略一下草原风情，这个季节包头值得游玩的景点几乎没有。因此，蒋和周两人一般不会在难得的公休假期内选择这个时候去包头玩。对此，有报道称，周与蒋是由大同转乘火车到包头的，更有传言称周与蒋以及王荣全由国外游玩后，转机包头再飞回上海的。对此，记者调查获悉，包头只是国内一个支线机场，目前有五条线路，分别是飞向北京的两班国航，飞向上海的东航两班，还有一班飞往海南。并无国际航线，由此，周等是国外转机包头的传言似乎没有太多的证据。值得一提的是，在采访时记者还听到这样的说法，近来，无端兴起一股热潮，不少无锡人喜欢去内蒙古等北方一带游玩，尤其是一些公司老板喜欢请朋友去这一带玩。
车管所与驾校的关系确实很好
记者昨日赶赴无锡市机动车驾驶技术培训学校采访，但遭婉拒。知情者透露，王荣全胞兄系驾校所在公司的老总。记者采访时，驾校办公室人员称“老总不在”。记者也试图通过有关方面接触遇难警官家属，但也告失败。所以对于王荣全他们空难的善后事宜及出事前的情况，本报记者得不到有力证实。据有关人士分析，王、周等人很可能在去包头前还去过其他地方，但目前我们还很难确定周等人游玩的具体路线。他们遇难前到底还去过哪些地方，这还是个待解的谜。对于周和蒋是王荣全请出去玩的传言，可能性是存在的，但难以确定。不过，一些知情者则对于上述传言提供了相关佐证。据一知情者称，车管所是驾校学员学成和拿照的必过关口，驾校与车管所搞好关系是必然的，而为了加强驾驶员培训管理，减少交通安全隐患，无锡市下半年采用了新的驾驶员考试办法，难度比以前有很大提高，驾校考照学员通过率也降低，各驾校为了提高学校学员一次性通过率，必然更加需要与车管所搞好关系，而出事的两位警官还是与驾驶员考试有直接利害关系的官员。当然这并不能证明，蒋和周是应王邀请出去玩的。况且，出事时周与蒋按其单位车管所的说法是在“公休”，其一切活动属于个人行为，不排除几个作为私下朋友关系一块出去散心，这就有别于一般的商人与公务员不正常交往。
据悉，出事飞机为小型商务飞机，由中国东方航空公司所有，从包头到上海的飞机票价为1360元。空难后，一些媒体中称遇难者中有多名国家公务员和商界老总。
B篇 广州空难中也有无锡警官
包头空难发生后，在无锡有关蒋勇、周仲岐和王荣全身份登记悬疑以及交警干部与驾校老总关系传言一直没有停止过。与此同时，不少人还提到一个惊人巧合的内情，14年前，在广州白云机场发生了一起劫机事件，造成三架民航客机撞毁，100多人死亡。在那次空难事件中，有6名无锡籍旅客全部遇难，而且据说当时也是有公安人员与老板一起出行。
一切还得追溯到14年前，关于广州机场的那场劫难，当时的媒体报道并不太多，回忆起10多年前的一幕，当事人无锡人王荣根还记忆犹新。（包头空难者王荣全与王荣根姓名仅差一个字，纯属巧合，他们之间没有任何亲缘关系。关于王荣根的空难回忆，详见下篇）
广州空难发生后，民航部门对遇难乘客的身份作了调查认定。王荣根所乘的飞机上另有6名无锡籍旅客，除王外全部遇难。记者多方求证调查后获知，这6名遇难者分别是：时任无锡市公安局宣传科科长赵子明、时任无锡郊区宣传部副部长张友南、无锡日报车队驾驶员叶永林、时为无锡市公安局副局长陆亦平以及无锡市外事科一顾姓工作人员，还有一位姓王的老板。
为了解更多的情况，记者找到了一些知情者。
据当时在无锡日报工作并参与无锡日报遇难者善后工作的郑先生称，据他的朋友介绍，时任无锡市公安局副局长的陆亦平是去厦门考察涉外户籍管理工作的。本来应该是另一位副局长去的，因为陆刚刚被从政工处处长位置上提上来，考虑到工作需要，还是把机会给了陆亦平。对此，原无锡日报一员工和王荣根先生均证实确有其事。
而赵子明、张友南等则是应无锡日报之邀去武夷山采访后去广州的。据知情者介绍，1990年9月下旬，无锡日报应当时武夷山一铁路工程局邀请，组织了一批特约通讯员去采访。时任无锡市公安局宣传科科长的赵子明和郊区宣传部副部长的张友南也在邀请之列。
据当时组织采访事宜的有关人士回忆，当时一些特约通讯员在武夷山采访后返回，另一部分转车来到厦门，并准备从厦门乘火车返回无锡。赵子明、张友南、无锡日报驾驶员叶永林及另一随行的王姓老板与在厦门考察的无锡市公安局副局长陆亦平和一随行小顾会合一起又去广州游玩。
与其他特约通讯员一起参加采访的当事人蒋某（应本人要求化名）称，在武夷山采访结束后，她也去了厦门，赵、张、陆等人一起住在厦门公安局招待所，而他们几人住在厦门日报招待所。赵等人要她一起去广州玩，再从广州乘飞机回去。“说心里话，我很想去，我当时都向领导请示了，想国庆后回来，领导倒也开明，说难得出去，且将在外，军令有所不受。但当时从广州到上海的飞机票要好几百元，我们那时的工资不过一两百元。”蒋某说，当时她为去不去广州作了很长的思想斗争，最后还是没有去，而是从厦门乘火车回的无锡。
赵子明、张友南、陆亦平和一王姓老板还有顾某、叶永林等人一起在广州呆了几天。10月2日，几人一起乘坐飞往上海的B757飞机，却不幸遭遇劫机事件而罹难。
对于这几个人的身份，当时幸免的王荣根说，其中的5个人他都熟悉，而惟一不认识的是王姓老板。对于这位王姓老板，据一些知情者称，王是做生意的，手里也很有钱，当时人称“王百万”。甚至当时有传言，王是被张友南等人请出去的。据说，王是外地人，后来做生意才落户无锡，其户口问题就是有关部门帮助解决的。王这次被张等人请去主要是“答谢”的，而且其中还有一个插曲，当时王的老婆刚生小孩不方便出来，但对方执意“邀请”，无奈之下才一同前往。
由于当事人全部遇难，而遇难者家属多已变迁，这些传言很难去核实。但记者注意到，包头空难后，被有些人称之为“惊人的巧合”才让14年前的这一事件再次被一些知情者提及。
1990年空难后，当时的遇难者每人获得3万元的赔偿，而此次包头空难，蒋勇、周仲岐、王荣全等几名遇难者将获得每人40万元的航空意外保险理赔。另外，东方航空公司也将给每位遇难乘客21.1万元人民币赔偿。
蒋勇、周仲岐遇难后，江苏省公安厅、无锡市公安局，无锡市交警支队也向其家属发去慰问电。据悉，蒋勇、周仲岐等家属于11月22日飞往包头处理善后事后，已于12月5日返回无锡。据蒋勇、周仲岐所在的无锡车管所有关负责人称，单位也将对两位死者家属做一些抚恤工作，并将严格按公安系统的相关制度进行。
生命的结束意味着悲痛的开始。遇难者已长眠，但留给家属的隐痛是长久的。对于多数人来说，空难只是一次意外，但对于少数遇难者的亲属而言，这样的一次将用一生去承受。
C篇 空难让我重新审视人生
——对话1990年广州空难无锡籍乘客惟一幸存者
本报记者在采访无锡警官包头空难疑云时，意外得知有着类似情形的广州空难事件中无锡有一幸存者。通过朋友介绍，记者与大难不死已十四载的王荣根先生见面了———
记者：11月21日，包头发生了一起飞机失事事件，无锡有5名乘客不幸遇难。据我们了解，1990年在广州发生的空难，也有6名无锡人遇难，听说你是那次空难中惟一的无锡幸存者，能谈谈那次空难的经过吗？
王荣根（以下简称王）：14年了，那是1990年秋季中秋节前一天。我那年32岁，当时在无锡市旅游局市场科当科长，那次我代表无锡旅游局和工艺美术公司去广州参加中国旅游购物节。我们是9月底去的。时近中秋，因为无锡每年都要举办中秋太湖赏月活动，由我们市场科负责，局领导要我提前回来。没办法，我就请当时购物节的会务组给我订10月2日返回上海的机票，但不知怎么的，会务组工作人员搞错了给我订了3日的票，后来我只好又去换了2日的。
因为飞机在早上7点半起飞，按规定，乘客必须提前1小时办理登机手续，所以我必须6点半前到飞机场。我有个习惯，做任何事都会给自己留足够的时间。10月1日晚，我便请会务组服务人员第二天5点多把我叫醒。可是那天晚上，我睡下后反反复复就是睡不着，结果一夜没有睡好。第二天4点多我便起了床，然后5点多未吃早饭就到了广州白云机场。
我们乘坐的是B757飞机。到机场后，我是第一个拿的登机牌，坐在飞机的11排。上飞机后我坐在座位上休息，原定7点半的飞机过了时间没有起飞，一些乘客便与乘务小姐交涉，对此乘务小姐先解释说飞机的牵引力不够，后又说目的地上海的天气不好，并让大家耐心等待。
我当时也没多想，大约9点多，大家都在为飞机没有起飞而议论，猛然就听得“轰”的一声，就像地震一样。回头一看，我们坐的飞机半身被剥掉一半，飞机顿时起火。后来才知道，我们的飞机被一架遭劫持的飞机撞击了。
顿时，飞机里乱作一团，我注意到窗外另一架飞机左右摇晃着冲向前方。见此，我们才意识到飞机出事了。这时，一位外国人很有经验地脱下安全带来到紧急出口处，并将飞机安全扶梯放下，然后迅速下了飞机，我见状也跟着下了飞机。
下飞机后，我连跑几步然后趴下，因为是军人出身，凭经验，我想起火的飞机随时可能爆炸，但等了会儿，没有动静，又起来继续往草坪处跑。后来，我们这架起火的飞机被即时赶来的消防队员扑灭，而撞击的被劫飞机起火爆炸。事后，我才知道，那次事件有6名无锡籍乘客遇难，而且其中有5人我认识。
记者：你和他们都认识？那你们有没有在飞机上相互认出来？和他们相比，你怎么那么幸运？
王：我确实比较幸运，6名遇难者中，除一名老板，其他人我都认识。他们当时坐在23排，靠在飞机中间。而事件中，我们乘的飞机中间半身被另一架飞机机翼削掉，当时飞机14至25排全部被毁。6名无锡乘客正是坐在飞机中间，才不幸遭遇飞来横祸。
回想起来，似乎冥冥中注定不该我死。你看，当时我订票时，会务组订了3号的票，我随后去换成2号的，我如果遇难了感觉就是“自己找死”，人家给你3号的，你硬要换成2号的。还有，头天晚上我始终睡不着。那天一早就起来，结果很早到达机场，并且第一个换的登机牌，坐在了前面的11排，如果迟点很可能坐在后面一点，那样我也许就去见上帝了。再者，我与另外几个遇难的无锡人都很熟悉，当时在飞机上大家等了2个多小时，如果事发前我们碰见，很可能会在一起闲聊，那样我多半还是难逃一劫。奇怪的是不大的飞机里我居然没有看见他们。因为当时飞机前后舱各有一个厕所，如果我们得用同一个厕所的话，那两个小时中我们肯定能遇上。就这么巧，我用前面的厕所，他们用后面的厕所。现在想起来我是命不该绝。事后，航空公司要乘客登记自己的损失以便赔偿时，我尽管损失了2000多元的物品，但没有登记，我想这些钱算作我捐献出来为罹难者烧的香火钱吧。我有点信命，我这条命是捡来的。
记者：你现在已不在旅游局工作了，你为什么会放弃公职下海呢？
王：我是1996年离开无锡市旅游局的。应该说，这与我的那次空难经历有很大关系。我当时才30来岁，在旅游局是科长，可以说是很有前途的，但我没对单位提任何要求便辞去公职。在一般人看来，这是不可思议的，我想那次生死考验，让我重新对待人生，面对困难我会很坦然，我连死都挺过来了，还有什么困难克服不了的？
其实刚下海时，我并不是一帆风顺。我当时做的是高尔夫项目，结果做得不是很好，企业后来倒掉。我身上最少时只剩下200多元，但我没气馁，而是通过以前的朋友关系，最终还是一步步做到今天。现在我很多以前的同事、下属都做到了局长级别，但我这人一般不去找人办事的，我觉得能不打扰别人尽量不去打扰。
记者：6名遇难者中，听说当时有3个遇难的是无锡公安局干警，而且他们是在前去旅游考察途中出事的。而且是老板买的单。
王：这不好说，他们是一起去的，但他们是不是由老板请的客我就不知道了。
记者：事件发生这么久了，你怎么看待那次空难？
王：那次空难给我的记忆是终身的，现在，我外出选择交通工具能不坐飞机尽量不坐。你是我关于那次空难接受采访的第一位记者。因为最近，我看到一篇报道称，1990年广州空难中有6名无锡籍乘客全部遇难，那是不正确的，至少在我看来是不准确的，我也是无锡人，但却幸运生还，而且是无锡籍乘客中惟一的幸存者，也是少数几个当时在飞机上却没有受伤的乘客之一。那次事件后不久，有许多媒体得知我是幸存者，要采访我，都被我谢绝。现在，包头空难后，一些媒体又追溯到广州那次空难，我现在谈这些只是想还原历史真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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